1986年，巴金的《随想录》正式出版，自1978年12月1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写下第一篇《谈〈望乡〉》以来，已经过去了八年。之后，他又写了《再思录》，作为《随想录》的延续。巴金在《随想录》中特别提到八年来经历的风雨和艰难，未必没有彷徨疑虑，但让他能够面对这些风雨的是来自友情的支持，这种支持成为他内心强大的力量。
    这些巴金怀念的友人有老舍、沈从文、冰心、茅盾、曹禺、叶圣陶、萧乾、胡风、赵丹、黄宗英……等等。今年距巴金完成《随想录》已经三十年，他和他怀念的友人们都已远去，然而他们留下的人生足迹却长时间地吸引着人们去溯源、寻访。作为与文坛老人们交往甚多的学者和媒体人，李辉曾为巴金、丁玲、萧乾等多位大家作传、编书。近日他受上海巴金故居的邀请，来沪作“《随想录》中的那些老人：从沈从文、曹禺、萧乾谈起”演讲。
    为什么要集中讲沈从文、曹禺和萧乾？李辉说，是因为巴金晚年致萧乾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这句话巴金不止说过一次，在接受采访和其他文章中都有提及。
    巴金与沈从文，半个世纪的知己
    沈从文与巴金的相识很早。“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但时间的巧合却发生在1923年。”1923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巴金从成都来到上海。这一年，沈从文21岁，巴金19岁。“同一年，两个西南语言区的人离开家乡，他们很容易交流。”然而两人最初的选择却让他们后来的经历大有不同。
    李辉梳理了这种不同。沈从文去北京的目的很明确———成为作家。他到北京后整理了一些湘西情歌、也创作了散文在副刊上发表。“五四文坛新人辈出，他很难一下子打响，幸好得到了徐志摩的大力赞赏。徐志摩将他的一篇散文重新发表，之后便得到了郁达夫等人的关注，在北京文坛有了一定影响。”巴金尽管于1922年就在郑振铎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过诗歌，但他却无意于文学，立志做一名社会革命家。
    1927年，沈从文第一部小说集《蜜柑》出版，标志着他正式走入文学殿堂。而巴金却在这一年初离开上海到巴黎留学，投身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直至1929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灭亡》，引起轰动。“《灭亡》的创作与巴金参与的某个无政府主义运动相关，运动的失败让巴金很苦闷。从此他不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是一个文学家。”这一年，沈从文也来到上海，创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和巴金一起成为文坛瞩目的新星。时间的巧合再次发生。
    1931年，巴金的《家》和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一起在《时报》上连载，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的名字或同一日、或同一版出现。1932年，经编辑介绍，两人在一次饭局上见面。李辉说：“他们一见如故。当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邀请巴金去青岛，巴金就欣然去了。”同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小说家，他们的创作取向却大不相同，“沈从文强调文学的结构，巴金却强调感情； 巴金主张有感情就要发泄，沈从文却主张艺术要有节制。二人性格不同、创作取向不同，却成为了好朋友。”
    
    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给在上海的巴金寄去婚礼请柬，巴金一直珍藏着，如今成为巴金故居极有意义的展品。有一阵，沈从文邀请巴金住在他达子营的家中各自写作，巴金写《雪》，沈从文写《边城》，但休息时两人经常“吵架”。沈从文还写文章批评巴金的小说《沉沦》，但这却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从1932年到1988年的56年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
    “但知己不是看顺境时的交往，还要看一个人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得到的真情。巴金和沈从文在这方面让人非常感动。”1948年初，沈从文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在孤立中他几度崩溃。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巴金当选为文联委员，沈从文未能获邀出席。“巴金从来没有忘记过沈从文，后来每次去北京，他一定会去看望沈从文。”“文革”中巴金受到强烈批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沈从文在北京，后来在干校，他也一直惦记着巴金。”1972年6月14日，巴金的夫人萧珊动身去住院的时候，接到沈从文写给她的信。这令她高兴不已，她对巴金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留存下来沈从文的来信有数十封之多，是两人友情的见证。
    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巴金到北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开馆活动，他依旧专程去看望住在崇文门社科院宿舍七楼的沈从文，“楼房突然没电，81岁且身体虚弱的巴金坚持爬楼梯，走进沈家。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中风，言语不多。两人默默相对，胜过千言。”
    1988年，沈从文去世，巴金亲笔写了唁电，几个月之后写了一万多字的《怀念从文》，详述两人交往细节，是《随想录》出版后巴金写的一篇最有分量的长文。
    巴金与曹禺，不吝赞美也不豫批评
    曹禺是家喻户晓的戏剧大家，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最初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源于巴金的慧眼识珠，剧本《雷雨》《日出》《北京人》都是由巴金推出发表的。“在上世纪30年代，巴金就把曹禺的作品和鲁迅相提并论，认为曹禺可以进入文学史。可以说巴金是曹禺最早的真正的知音。”李辉说。
    “文革”后，巴金不断鼓励曹禺，使他备感温暖。在写给曹禺的信中，巴金说：“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但有一个毛病，怕这怕那，不敢放胆地写，顾虑太多。”在李辉看来，巴金对曹禺不吝赞美也不豫批评，“这就是好朋友，可以直接说出你的弱点”。
    1978年，剧作家宗福先重读《雷雨》，又读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醍醐灌顶的震撼促使他很快写出了话剧《于无声处》的大构思。《于无声处》赴京演出之前，他期盼能见到曹禺。与巴金熟悉的《上海文艺》编辑彭新琪告诉了巴金，巴金写了给曹禺的推荐信，最终促成了曹、宗两人的一次戏剧对谈。
    1984年，纪录片《巴金》在巴金诞辰八十周年之际开播，曹禺参加了看片，他即兴发言，谈及巴金的《随想录》。“巧的是，巴金写《随想录》，一开始就与曹禺相关。”1978年邓小平访日，讲述妓女阿琦婆悲惨命运的《望乡》成为在中国公映的三部日本电影之一，当时有国人认为该片是“黄色电影”，甚至主张禁播。巴金此前一直反对删减与禁演，《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就是替电影辩护，以此为肇始，开始了他晚年用写作干预现实、反思历史的双重使命。写完《谈〈望乡〉》后，曹禺从北京来上海，给巴金讲了《望乡》播映的相关内幕，促成巴金写下《随想录》的第二篇《再谈〈望乡〉》。
    
    李辉认为，巴金对曹禺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曹禺和他一样进入新的写作。“曹禺对自己的缺点很清楚，他日记中写道：巴金使我惭愧，使我明白活着要说真话。我想说，但却怕说来很是偏激。他心里非常清醒，但他是个纠结的人。”在巴金的鼓励下，曹禺用另一种方式介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不像巴金那样慷慨激昂地说真话，但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看曹禺日记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挣扎，外在和内心的决然分裂。他的一生都是戏，既是戏中人也是写戏者。”
    “《随想录》的最后一篇，仍然和曹禺有关。”1996年，巴金以口述方式写作了《怀念曹禺》。本来他还计划再写一篇纪念郑振铎的文章，可还没完成便与世长辞了，《怀念曹禺》 成为巴金最后完成的作品，《随想录》就此画上句号。
    巴金与萧乾，他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萧乾与巴金自1933年底在燕京大学结识后，友谊持续了近七十年。萧乾最早翻译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将西方现代派戏剧引进中国。1980年，萧乾写下《猫案真相》，公开他与另一位翻译大家叶君健之间的恩怨。李辉说：“文章的火药味很浓，但当时的人没有反应，叶君健也没有对此事发言。真正对这件事发表意见的是巴金。”巴金连写了两封信批评萧乾：“我不赞成你纠缠在猫案上，要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希望不要再提猫案，来日不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
    也正是在与萧乾的一次通信里，巴金写道：“我常说三十年代的朋友中有三个人才华超过我若干倍，他们是从文、曹禺和萧乾。”下一句即是对萧乾坦率的批评和劝导，“我希望你在作文和做人两方面都要更深沉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些”。李辉感慨：“为什么巴金在文坛接触那么多人，却没一个同代的人说他不好？我认为是他在文坛上没有是非，受人尊重。他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对历史的反思也超越很多人。”
    尽管内心未必全然赞同巴金的意见，但萧乾接受了批评。1986年，他写了一组稿子《文革杂忆》交由李辉发表，在信中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谈到巴金，萧乾也一直心存感激。1994年萧乾为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在给李辉的信中他写道：“虚伪的谦逊没价值，没意思，也争取不到谁。‘自我否定’得是由衷的。这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西方也不过出了一个卢梭。”这是萧乾对巴金的理解。
    1997年时，在病中多时的萧乾在一张信笺上写下这段话：“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