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2016年的《民族文学》，除了能够体会到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性话语的独特表达，亦能感受到中国经验的多元呈现。这种既独特又多元的文学面貌，正是今日中国社会丰富文化景观的展现。正确阅读少数民族文学的方式，已不能简单聚焦于边地与内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这些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而是以一种更为开阔、同时更为动态的视角加以把握。
    文化差异与神性叙事
    马原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几个外来年轻进藏者的见闻，传达了西藏神秘世界和藏民原始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实际上，不单是藏族文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异质文明“诱惑”直到今天依然被表达着。
    次仁罗布（藏族）的小说《九眼石》读来颇具寓言色彩。李国庆是一名有钱的内地商人，单增达瓦则是一名普通的藏民，看似不太可能有人生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九眼石被联系到了一起。李国庆因为身体“有恙”而产生了精神危机，他将目光对准了能够洁净自身、治疗自我的西藏；与此同时，单增达瓦也经历着经济危机的过渡阶段。从这个角度而言，内地人与藏区人在面对这个物质世界时似乎都有着较为相似的困境；但随着小说的推动，在面对如何处置身负重伤的杀人者尼玛仁贵时，两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冲突。而这个突如其来的冲突才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所在，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国庆与单增达瓦在文化价值深处几无相似可言。次仁罗布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十分简单、然而却十分深刻的问题：像李国庆这样到西藏寻求心灵安慰的闯入者，即便是他们的躯体到了西藏，但这种空间距离的重合是否真的能够洗刷他们精神深处的灰尘，还是相反会更加放大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欲望。小说中的九眼石更像是一位默默注视众生的旁观者，不管人们赋予他多少的物质价值，它的精神价值永远只有谦卑的信仰者才能真正体会。同样是展示藏区文化，吉米平阶（藏族）的《虹化》则有着较为强烈的神性色彩。小说讲述了普布、普姆两夫妻的拉萨朝佛之路。随着妻子普姆的去世，计划中二人的朝佛之路变成了普布背着妻子虹化的肉身独自救赎的过程。在小说中，普姆的虹化似乎成了普布一个人的秘密，这种不可言说的所在正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密码。小说《虹化》的深刻意味还在于，作者在展示本民族独特文化价值的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间对于轻与重的差异理解。
    如果说吉米平阶笔下普姆的虹化让她完成了修为的最高境界，那么马碧静（回族）的《宰牲》则让马开贤老人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宰牲仪式完成了灵魂的救赎。高速公路的畅通，使马路边打着“麻辣黄焖羊肉”招牌的餐厅生意日益火爆。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在孩子生命高于一切的幌子下，马开贤的儿子和儿媳渐渐不再按照伊斯兰教关于饮食的要求宰杀羊只了。马开贤看在眼里，恐惧在心里。这种恐惧让他经受着心灵的挣扎：一个是黑马开贤，试图理解儿子儿媳做法的难处；一个是白马开贤，他坚持穆斯林不能将不洁的食物卖给别人。当虔诚的信仰遭遇到了至亲，在金钱与亲情面前，马开贤与儿媳的矛盾终于爆发。大病一场的马开贤看到了两只羊在召唤他，他心底的虔信让他决定通过一场宰牲仪式洁净自己的信仰。小说在流动的血液中结束，留给读者温热的信仰表达。
    黄光耀（土家族）的小说总是善于将湘西土家族的自然风貌与风俗融入情节，在带有哲思性的叙事中对世事与人性进行深刻的解读，《第三种坟茔》则将这种哲思进一步深化。小说中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病症：或是遭遇婚姻感情的危机，或是亲人之间无法化解的矛盾，或是行将去世的肉身。主人公王元亨即被夹杂在这些复杂的事务中，不但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关系和自己的情绪，甚至还影响到了他与妻子的性生活。在背着妻子与江一凡的暧昧往来中，他们试探着彼此，却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精神深处的空虚。对风水之说颇有些了解的王元亨，在江一凡弟弟田小华的引导下准备在酉溪两河口的尖嘴上买个墓地。故事发展到此处陡转直下，谁知江一凡自己看上的风水宝地竟成了田小华谋杀自己亲身父亲的“凶器”。作者虽并未直接描写坟茔，但小说中阴阳两界及生与死的隐形存在使得坟茔成为了悬挂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似乎随时要将人性之恶刺于剑下。
    情感记忆与乡愁
    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百年中国文学似乎总是在探求二者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切肤的乡愁体验。对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他们清晰地意识到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他们所珍视的传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遗忘乃至消亡的命运，因而某种情绪复杂的情感记忆成为他们笔下重要的主题。
    肖龙（蒙古族）的《榆树》是一部隐喻意味很浓的作品。小说的故事情节在两条线索中同时展开，一是“我”寻找亲生父母，一是老榆树的生死存亡。小说在某种僵持不下的叙述后，随着罕见的暴雨，作为阻碍榆树镇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榆树终于死去，老榆树不再成为榆树镇人民“抱残守缺”的障碍。在没有了老榆树的庇护后村里人的眼界看似变得开阔和明亮了，但是“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或许将会随着老榆树的死亡永远成为一个谜。在小说中老榆树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当代表着现代化的锯齿在它身体上游走将其断裂之时，有关榆树镇的记忆也随之一去不复返。同样是以树的命运为线索，陈孝荣（土家族）的《古树》则更侧重于对人性的揭示。张钊的“工作”就是偷伐古树，在妻子的默许下他屡屡得手，可是相好郭英的物质索求又让他的不义之财所剩无几。在儿子提出要在广州买房安家的要求无果后，为了凑钱竟然到银行抢劫并杀了人，张钊这个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又多了一重悲剧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们苦苦看守的古树却在高铁搬迁的政策下轰然倒地，这是小说中所隐藏的另外一条线索。
    和《榆树》的主题有所相似的是，韦晓明（苗族）的《空谷之上》也讲述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断裂感。当时代变革之风刮到石门潭时，石门潭人便也有了自己的思维逻辑：“以前我们穿苗衣到城里，你们看我们就像猴子耍把戏一样，现在你们争着抢着要穿我们的衣服照相。唉，没那么简单的，得拿钱来。”在利益驱使之下，新旧观念的碰撞自然不可避免。而这种精神上的困境和挣扎在小说主人公董福光身上表现得十分真实，他的个人遭际实际上是时代变迁下世情百态的集中展现。所谓乡愁，自然离不开游离于城乡间的孤独。石庆慧（侗族）的《落眠》中阿珍的内心活动可谓将这种异化的乡愁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适应城市始终明亮如昼的夜晚，与丈夫之间形成的莫名裂痕使她日渐消瘦，倍感孤独。她热爱着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征用款的分拨情况使兄弟反目，一切现实情况都逼迫她孤立无援烦躁痛苦地去接受无所适应的生活，在这种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乡愁就愈加刻骨难耐。往往这种瘦弱善良的弱势女子都是大环境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向本贵（苗族）的《又见炊烟》则展现了农村人内心的坚守与对乡土强烈的归属感，那种面对生命无常祸患的坚忍不拔让人动容，温暖并刺痛着人心。
    和乡愁有关的情感记忆除了和故乡有关，还关乎老人。刘萧（苗族）的《渔恋》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守旧”的渔人。他所执拗坚守的不单是他的船和这日夜流淌的河水，更是他生命最后的尊严。随着老人在春天一场大雪后的去世，那些时代的背影最终成为作家笔下的一首挽歌。马瑞翎（回族）的《老包买房》中老包夫妇在省城虽然买的是房子，却买到了更多的孤独。两位老人买房过程中被中介以及商家以各种营销手段忽悠，他们一方面怀着一份已然被异化的乡愁在城市中寻找存在感，一方面又因为内心的孤独与渴望被重视而更加怀念故乡。夏鲁平（满族）的《天高云淡》以一场家庭风波为开端，书写了孤寡老人的无助。78岁的父亲毅然决定和子女们口中的“老妖精”结婚，这让子女们异常紧张。当“老妖精”的去世让父亲说出了埋藏三十年的秘密后，儿女们方才知道他们对父亲的爱是多么地苛刻。
    社会担当与良知表达
    作为“五四”时期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形态，“问题小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小说类型。可以说，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开始，作家就作为时代最好的“诤友”，表达着对现实的态度。作家介入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示。2016年的《民族文学》正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现实的纵深处和隐蔽处，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良知表达。
    海勒根那（蒙古族）的《玉米啊玉米》是一部读来颇为疼痛的小说。一件屈打成招的冤案改变了主人公阿根的一生，除却妻离子散，对他打击更大的是已然与他形影不离的“强奸犯”的标签。那种冷漠和屈辱让阿根走投无路，只能对着玉米讲述着自己的清白。作家除了对权与法的观照之外，思索更多的还是人性。阿根出狱之后，比莫须有的罪名更摧残他的是周围人、特别是亲人对他的冷漠和排斥，小说揭示出与健全的法制建设同样重要的是善良的人心和天地间的真情。
    胡树彬（苗族）的《职业爆料》以社会新闻作为小说故事的叙述题材。在作者剥洋葱皮似的层层剥离下，一件发生在庄城最顶级富人区金水湾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水落石出。打工女孩夏萌萌被潜龙首富康庄集团董事长之子撞死的一起车祸事故，却因为涉及到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交错背景，让案件本身更为扑朔迷离。夏萌萌之所以每天在道牙子上卖萌晃荡，就是为了吸引那些富二代的注意；与此同时，马路边的职业爆料人原本可以阻止事故的发生，却在利益的驱动下等待着悲剧的发生。胡树彬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残酷的现实图景，女工夏萌萌的合法权益到底该由谁去维护，这似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玉米啊玉米》和《职业爆料》两部小说是从外部视角来呼吁正义的话，那么阿满（满族）的小说《局》则将镜头直接深入到问题的细部。故事发生在四方桌的牌桌上，所坐之人有官员有商人，这看似风平浪静的牌局却暗涌着各种角逐。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却不知自己在布局的同时也陷入了他人所设之局，只是局内之人深陷其中而不知。这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牌局”潜规则中，真正的黄雀到底是谁，交由读者自己品味吧。小说虽将笔触对准逼仄的牌局空间，可细细解读却是讲述了每个人都面临的各种人生之“局”。作者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道出了为官者在牌桌上的小局及其背后的社会大局，颇具现实的警示意义。
    少一（土家族）的《守口如瓶》在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于“红太阳歌舞厅”的打架斗殴事件到母亲为“半截耳垂”的儿子上访之间完成了无缝链接。而主人公朴顺义则被围困于情与法之间，遭遇了自己工作和人生中最大的困境。实际上，朴顺义的遭遇折射出当下社会中普通人对于公平正义的多重诉求；而平凡警察“迟哥”的出现则为这幕扣人心弦的心理搏斗打开了一扇光明的窗户，让我们对担当与良知有了更多相信的理由。除了这些较为沉重的呈现外，老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的《飘过院墙的歌声》读来则轻松了许多。同一天两户人家都为子女举行了婚礼，可这两家偏偏是邻居。一户是让人讨厌的花花公子艾克来木家，一户则是惹人同情的普通农户买苏木家。一墙之隔的两户人家，却因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了悬殊的对比。但是在可爱的达吾提大叔的指引下，“从天而降”的乐师们让普通农户买苏木家的婚礼不但收获了热闹，还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
    柔软的疼痛与真相
    人心是柔软的，文学在触碰柔软的地方时总会不经意地带来疼痛感。阅读2016年的《民族文学》，可以感受到作家们试图通过某种疼痛感透析到社会与人性的真相。
    马金莲是近几年在小说创作领域表现比较突出的作家。可以说，《民族文学》见证了她的文学成长。2016年，新作《贴着城市的地皮》是马金莲的突破自我之作，她将中心从扇子湾的乡村移到了城市。小说以一个13岁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乞讨者这一特殊城市群体的生存状态。在“我”的想象中，城市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人间乐园。但来到城市后带给“我”的却是多个白天的“哑巴”岁月。作品深刻揭示了外表光鲜、充满诱惑的城市，如何让乡村进城者迷失堕落的过程。
    陶丽群（壮族）的《清韵的蜜》是一部颇为精致的小说，使人不忍心读得太快，生怕遗漏任何一个句子。在“我”是孩子的时候，透过我的童年视角只看到了姑姑是好人，清韵是坏女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的“我”则看到了姑姑和清韵的心底都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让两个女人都对可怜的姑父有着终生的愧疚，特别是姑姑在情感上终其一生的失意和孤独。这个让人疼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隐藏着多少或大或小的“悬案”？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作者想要呈现的某种暗处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绝非是背叛或是恨，而是如文章中具有双关隐喻的“蜜”所揭示的，是一种历经艰辛后方才酝酿出的浓稠但透亮的人生，既已看得透亮，真相似乎也不重要了。 梁志玲（壮族）的《树洞》则将“树洞”隐喻成装放秘密的所在。那万家灯火中几家欢喜几家愁，那城市里一幢幢冰冷的楼宇内装着多少秘密呢？在城市里有多少高楼大厦，似乎就有多少树洞，只是那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着实让人感叹。
    同样是面对真相，第代着冬（苗族）的《被偷的风》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永远“看不清”真相的唐灯旺。若按照惯常的衡量标准，唐灯旺无疑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兜转于各种社会身份的他总是那个被解雇的人，即便是以平生所学成为一名出色的那摩先生，也免不了再次丢失工作。正如小说中“万花筒”这一意象所隐喻的那样，无人照顾的老人、自私自利的众人、日益冷漠的人情，这些都成为这个“万花筒”世界的真相，而唐灯旺则像那个永远看不清真相的人，用他所执拗坚守的善良和道德被生活一次次地放逐。这似乎回到了铁凝《永远有多远》中所苦苦追索的答案一样。当可怕的真相已然揭开，该如何去面对呢？包倬（彝族）的《我还是我吗》为我们展现了新锐作家大胆的艺术探索。小说的主人公早晨起床发现自己变成了小孩儿，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了“返老还童”的一幕，作者在这看似荒诞古怪的故事中完成了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致敬。在《我还是我吗》中，当“我”从孩童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时，看到的不是童真和善良，而是迷失在了成人世界深不可测的污浊中。
    了一容（东乡族）的《法图梅》和郭雪波（蒙古族）《夜行者》都从女性的视角透视了幽微的真相。在《法图梅》中，了一容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在本村中带头进城谋生的姑娘法图梅。她有着天然的美丽，同时也因为她的美丽在城市里经受着各种考验。小说对于法图梅经受考验时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异常精彩，虽然在顺从和抗拒的斗争中总是抗拒获胜，但作为弱者的法图梅最终还是“堕落”了。打败法图梅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在她眼里同为底层打工者的鹅蛋头。小说实际上揭示了一个较为残酷的真相，虽同为弱势群体，但人性的复杂却从未打过折扣。同样是描写女性，郭雪波的《夜行者》则是在知青文学的视野内展开叙述，却又有着不一样的表达。一次夜行买酒的黑暗之路上，两个男知青路上所谈论的是美丽的来自北京的知青鲁红霞。可白天将至的早上，鲁红霞的“自救”行动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人性的复杂性。单纯的善恶似乎并不能概括，篇名“夜行者”更像是一个隐喻，对真相的探究似乎永远都如黑夜中行走。
    人类的位置
    一本刊物，除了具有敢于直面社会和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外，还应具备走向自我和天地的浪漫主义气质。如果说，2016年《民族文学》中的小说代表的是前者的话，那么它的散文则倾向属于后者。这些散文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它们抵达心灵的深度、撞击灵魂的力度和丰饶精神的厚度。
    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应该始于一个婴儿吸到的第一口空气，和一个孩子看到的第一缕阳光。如果顺着这条记忆往回爬梳，那么人类似乎距离那一望无际的原野越来越远。城市中的居民已经记不清一片树叶的样子，而天上眨眼睛的星星也只存在于教科书中。散文的内涵，即在于它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因而，无论散文的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散文的边界拓展到怎样的维度，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将会是其不变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所要真正探索的则是人类的位置。
    对辽阔草原的赞美总是不绝于耳。草原之大或许是空间视野的表达，抑或是心灵世界被撞击后的惊叹。但在鲍尔吉·原野（蒙古族）这里，草原的“大”则是他在草原面前那种流淌于血液中的谦卑。在《草原》中，鲍尔吉·原野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卑微。成吉思汗训示他的子孙“不可居于城市”，因为城市不但会让人变得无家可归，更会让人变得自大。而这恰恰是草原人最拒绝的：在草原上，人和牛羊、和草木一样，只是生存者而非占有者、支配者。这正是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丹增（藏族）的散文依然富有趣味和哲思，在《猴王与野人》中他那种思辩的味道更为浓烈。他对人类现代化的反思另辟蹊径，从猴王与野人这对被现代文明贴上“野蛮”标签的存在身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的不变魅力。他甚至开始怀想从钢铁与水泥铸就的城市里逃脱，回到猴王与野人的大自然的怀里。从猴王与野人的视角出发，丹增实际上对所谓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文明”和“野蛮”到底哪个更值得反思，这似乎是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时代话题。
    敬畏自然的前提是热爱自然，包括热爱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马在渊（回族）的《白牡丹令》写出了青年学人对牡丹的独特感悟。他笔下的牡丹绽放出了另一种味道，那是一种真正的食尽人间烟火的真富贵。马在渊对于西北花儿素有研究，同时对伊斯兰苏菲也有颇深领悟，在《白牡丹令》中，这“不登大雅之堂”的花儿却与这百花之王的牡丹有了某种精神上的呼应。在马在渊的笔下，他对于牡丹的钟爱与那些灵感式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作者写的是牡丹，其背后却是道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民间和谐的交融；他写的又不是牡丹，而是自己的人格追求。
    龙章辉（侗族）的《大地之上，苍天之下》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隐秘的文化体验。在天地之间的开阔地带，在生死之间的幽微地带，似乎总有科学解释不了的存在。因而像作者笔下李法官这样的集道巫文化之大成者便用他们神奇的口诀和手诀，去做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实际上，他们庄严而神圣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作者在文章中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深度思索同样值得注意，正如作者所表达的，人类文明在降伏自然界妖魔鬼怪的过程中，渐渐忽略了人心中的妖魔鬼怪，忘记了人的心中其实也是有鬼的。这正是文章题目所揭示的，人类应该寻求“不逾矩”的位置。
    犷悍的文化景观
    少数民族作家笔下对风俗与民俗的展现，有着与汉族作家不一样的表达。和一些汉族作家对乡土中国诗意的呈现有所不同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某种原生态的，未被现代文明“同化”的犷悍的文化景观更值得我们探寻和了解。
    铁穆尔（裕固族）的《逃亡者狂想曲》像一阵文字的狂风暴雨，让人感到无处可逃的张力。作者铁穆尔是一名地道的尧熬尔人，儿时草原牧民的生活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边缘的文化身份让他的文字充满了对命运、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思索。当我们从作者的文字中了解到尧熬尔的历史后，感受到的是一种荡气回肠的复杂情感。铁穆尔在作品中突显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让他对强势文明进程中本民族文化的削弱产生忧患意识的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和希望。这正如作者所言，“如今逃亡者不再有避难之地。逃亡没有起点没有目的地。逃亡不是诗不是梦也不是谎言。美的诗歌依然将诞生在逃亡中。”相较于铁穆尔开阔的情感呈现，刘晓平（土家族）的《蛊女·澧水赛龙舟的日子》则让我们在沈从文所构建的恬淡美好的湘西世界里，感受到了某种暗涌般的爱恨情仇。读罢此文，我们得知在那田园牧歌的诗情背后还有一种需以死来做代价的爱。原来恨有时也是一种爱，是一种更强烈的爱的逆向表现方式。
    温新阶（土家族）的《萦绕于树梢之上的乐音和舞步》也颇有味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宜昌市所辖的一个自治县，这里不但有有趣的山歌，还有南曲。南曲，和山歌同时存活于长阳的大山深处，但是和山歌却截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长阳的女孩子出嫁要哭嫁，在一首首歌曲的哭唱中，女孩儿便出嫁了。和姑娘的哭嫁相反，鄂西人去世了却要唱歌跳舞。土家族认为，年长者过世是“顺头路”。而鄂西的丧鼓歌中大部分是情歌，这与悼念亡者的情景似乎不协调，却说明了土家族人豁达乐观的生死观。死亡，也许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这与儒家文化下汉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有所区别。禾素（傣族）的《你是悲悯的珠穆朗玛》和杨继国（回族）的《贺兰山麓的仓央嘉措》也都不约而同展现了作者对异质文明的探寻意识。禾素从外部视角，以文明对话的姿态关注藏族文明的博大。而杨继国则通过走访仓央嘉措的足迹，让我们感受到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在这篇兼具史料搜集与实地探访的学者型散文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文化探寻意识。
    帕蒂古丽的散文总是流淌着丰富的文化血脉。作为维吾尔和回族共同的孩子，她的文化视角较之其他作家多了一份天生的优势。而生于新疆、长居浙江的生命状态又使得她对多维的文化空间有了更多感悟。散文《沿着来路的风》是她独特的时间之经和空间之纬相交的作品，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血脉深处潜藏的波澜壮阔的丰富情感。那是内地和新疆的连接，是历史和现实的连接，是回族和维吾尔族的连接，是中华大地各个民族的连接。帕蒂古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这四个字的重量。
    如何面对和讲述自己
    散文除了走向外在的天地，同时也走向内在的自我。阿舍（维吾尔族）的《一天的隐喻》即用一种极度私人化的表述，将一位困于城市写字楼的女性作家的“搏斗”展现给了读者。在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在面对自我时，公共空间是如何挤压一位作家的私人空间。当日常琐碎的繁杂工作占据了人身体，继而有可能侵入到精神内部的时候，灵与肉的挣扎便成为这反复循环的工作日最大的战役。作者悲凉地体会到，办公室的每一天都雷同琐碎，连怨言和烦恼都没有新意。实际上阿舍更深刻地指出：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毫无隐私性可言的、碎片化的生活状态如何将一个完整的人从内部分裂了。同样是女性作家的自我面对，连亭（壮族）《列车是略有颠簸的一种平稳》则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表述方式。在“自叙”与“他叙”中作者转换着叙述的角度和身份，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与自我的对抗和妥协。最终，一次逃离换回了灵魂的安静。
    阿慧（回族）的《前头有很多好东西》让人疼痛并欢喜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曾是特级教师的父母居然每日都在拾破烂。强烈的自尊让“我”无法接受眼前看到的事实，“我”开始抱怨父母，甚至嫌弃他们家里的味道。但随着真相的逐步呈现，我们才看到父母是在通过捡破烂为破产的小女儿还债。在《前头有很多好东西》中，我们看到了天下父母穷其一生为儿女“还债”的生命状态。当面对私己化的来自父母的爱时，情感到底该如何表达？
    阅读别人的故事何尝不是在述怀自己的情感。侯健飞（满族）的《三镜斋生活随笔》通过几篇朴素的小短文，讲述了“情”之于人是永远写不尽的人生百态。在电视和网络取代纸媒攻占人类日常生活的当下，电视机里的世界已经让人们见怪不怪了，可侯健飞却带我们在这些节目里既看到了寻找了58年的战友情，也看到了毫无人性可言的女儿如何逼着父亲走向不归路的“糊涂老翁”。他人的故事在侯健飞温情的笔下，闪烁出了动人情怀。
    阿微木依萝（彝族）是近几年比较活跃的女作家。阅读她的散文，能够明显感受到她对语言掌控的成熟度，初看《采玉者》，就不由自主被作者的叙述才华抓住了。面对十年不见的侄儿阿嘎，作为大姑的“我”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展开交流？通读全篇，我们似乎也并未看到作者解决了这个尴尬。随着故事的推进，反而在一种陌生与亲近之间，看到了彼此不可捉摸的猜想和在意。在这段神秘的采玉之旅上，那个并不美丽的阿嘎散发了一种玉石般沉默的光芒。虽是采玉却并未采到玉，阿微木依萝以一种略显俏皮的感动，带领我们体味到了笔下人物某种不可言说的孤独感。
    李佩伦（回族）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展现了个体与一座城市的情感。天安门对于国人而言，不单是一处轩昂的地理坐标，更是心向往之的首都的象征。在老北京李佩伦“京味儿”笔调的娓娓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记忆如何与新生共和国的成长互为伴随。在看过了关于家国记忆的宏大叙事之后，这篇短文带给了我们别样的情思。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韩伟林（蒙古族）的《今生仅有的两次见面》是一篇怀念土家族作家龚爱民的散文。这是作家之间怀思之情的真挚表达，文章很短，却情真意切。2016年8月26日，土家族作家龚爱民因病去世，这篇回忆散文是龚爱民留给《民族文学》的年度记忆。
    与文化精神同在
    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优势文体。优秀的诗歌应该与生命、与自然、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同在，它的情感是真实、自然的，却又内在蕴含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性，而这恰是少数民族诗人天然的气质所在。
    好诗一定是真诚的，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诚表达。读到阿尔泰（蒙古族）《故乡的土》中的诗句，“诗人 是一株苍翠的大树 扎根在 故乡的土中 诗篇 是那缀枝的硕果 轻荡在 故乡的风中”，那种对故土深沉的爱恋可见一斑。同写故乡，金哲（朝鲜族）的《故乡》踏实而又厚重，每一句都落满了生命行走过的味道。他的诗歌中的叙事与抒情是内心律动的需要，是必须表达的需要。这种必须表达的情感在徐国志（满族）的《大地之盐》中则表现为对父亲的思念。我们看到了立于大地之上的，坚毅、伟岸的父亲形象，“这点一点就飞起的蜻蜓 高出豆垄玉米 高过 斜洒进来的一缕余晖 夕阳压在父亲的脊背上 又滑向父亲弯着的腰际 父亲弯腰的阴影 刚好将我遮盖。”在巴音博罗（满族）的《大西街的旧物市场》中，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旧货市场这个在普通人的视野里被忽视的天地，呈现出了生命呼吸的种种痕迹。那一件件被丢弃的物件无不浸润着主人的回忆，在快速行进的城市化中，被我们扔掉的一件件家什，就如同我们日益变得粗糙的情感一样，如作者所说“物在消耗 像情感的旧唱片一圈圈磨损 像锋利的刀具，渐渐迟钝 我们的生命，以及 古老的哲学”。姜庆乙（满族）组诗《在大地栖居》有着对生命与死亡、时间与空间、黑暗与光明敏锐而独特的感知，“时间之谜恰是死亡的神秘 身影像旧衣服 在衣柜里折叠 黑暗不过是谎言 编织的游戏 死又如何 只是身体丢掉的 一个用错的比喻。”在鲁若迪基（普米族）的组诗《在扶阳古城》中，诗人将这个“快递时代”带给人的恐慌感描写得入木三分，“雾包裹着我 仿佛要把我速递到哪里去”，但最后“说不定因为停电 早已在包裹里窒息”。同样的黑色幽默出现在久美多吉（藏族）的组诗《风扶着一棵树》中，“街头别致的公共卫生间 摇身变成一家咖啡店 人们就像如厕一样 花钱去品尝咖啡”，诗人对于城市的观察角度是如此的别致，却一语道破了城市空间变换的光怪陆离。
    人口较少民族诗人对母族的表达，为我们呈现出一片看似陌生而又无比真实的世界。密英文（傈僳族）在诗歌《傈僳人》中，以淳朴的抒情唱出了心中的赞歌，“啊，傈僳人 甩亮你的鞭子吧 万马嘶鸣怒吼 负重奋蹄 风云岁月 远方，粗犷，悲壮 我相信，终有一天 这个从太阳升起的地方 迁徙而来的民族 一定会在太阳落下的地方 驮起一轮轮辉煌”。鄂尔魂（裕固族）的诗歌《东迁遗梦》流淌着和本民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逃亡者狂想曲》相同的血液，有力量、有速度，“阿尔泰杭盖迎来了溢满希望的眸子 他们以独特的祭祀 高昂的祈祷方式 虔诚地将从故土揣来的信仰供奉在每一座毡房 他们在等待和祈祷 能从岁月的心里走出许多失散多年的声音”。相较而言，普米族诗人曹媛《简单的美好》则舒缓、克制了许多，“为了一个祖辈的梦 从泥土地跌进了高楼大厦间 不知道脚步该向何方 没有理由地活在了别人的梦想里 小心翼翼、卑躬屈膝 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在 别人的世界里突然出局”。
    《民族文学》致力于对诗歌新人的发现，如“大学生诗页”栏目就推送了不少新人新作。值得一提的是杨晓澜（苗族）的组诗《还记得初来时浩浩荡荡》，让人看到了一位80后诗人可贵的情怀。作者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的几位普通个体。在诗中他不单是一个观察着、叙述者，同时还是一位在场的体验者：他自责于自己的无能为力：“百无一用的书生啊”，也感受着与女孩李小桃同样的恐惧：“和她一样，我也来自贫穷疼痛的村庄 我也害怕夜幕的降临”。
    彝族诗人阿克日布的母语翻译诗歌《种下昨天》颇有气势。作者以独特的视野和笔法，用高速奔跑的词语呈现出彝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此外，格桑多杰（藏族）的《早霞》、孙谦（回族）的《乌镇，乌青的怀乡病》、曹有云（藏族）的《海拔三千米的钢琴》、羊子（羌族）的《群山上的孤岛》、高若虹（满族）的《去看一棵树》、完玛央金（藏族）的《回首》等，也都是值得一读的优秀之作。
    矫捷的时间触须
    2016年《民族文学》开辟了反映时代前沿脉搏，展现民族精神的“中国报告”栏目。周建新（满族）《钱为谁而余》和山哈（畲族）《寻找师傅》是两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钱为谁而余》中，小平房村是一个穷得没有一点儿家底，村主任走马灯似的换的地方，钱学余带领全村完成了质的飞跃。这篇作品可以说是对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奇迹的回顾。曾几何时，“师傅”这个词和“老师”一样成了一个随意的称呼。在山哈的《寻找师傅》中，我们看到了“师傅”一词的重量，它不单是一种师徒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托起一个民族企业走向未来、走向国际的精神动力。当我们谈论回归传统文化时，一个快要消失、但同时被泛化的称呼“师傅”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精神的血脉传承。
    同时，2016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时间的触须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红色历史的追忆。阿云嘎（蒙古族）的《天边那一抹耀眼的晚霞》即是一部展现红色记忆的恢宏之作。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蒙古西部草原。“赶马大盗”朝乐蒙、他的女友娜仁、驻包头日军骑兵中队长岗村，因为一匹枣红马，将命运纠结在了一起。“赶马大盗”朝乐蒙懂得马的语言，驻包头日军骑兵中队长岗村似乎也懂马，但马在他的眼里是侵略的工具，而在朝乐蒙这里则是保卫家国的战士。那匹左臀上有一枚五角星烙印的枣红战马让我想起英国桂冠作家莫波格以“一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战马》，讲述了一个人与动物之间关于勇气、忠诚、和平与爱的非凡故事，通过主人公乔伊的视角全方位展示了战争的残忍与人性的美好。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作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是一致的。
    本年度阿云嘎的《草原人在菜市场》将时间之轴架构在了正在进行的现实。小说以城市人司空见惯的菜市场为中心，为我们讲述了草原人和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平民对待生活的乐观和坚韧。小说结尾张三望着拉扎森的那个笑脸仿佛是城市里最温暖的表情，以这个温暖人心的笑容作为结束也未尝不是一种文学的互文。
    2016年《民族文学》容纳的含量远比我以上的评述丰富得多。在多元文化交集碰撞的今天，当我们重新端详摆在我们眼前的《民族文学》时，它的意义就不单单是一本纯文学杂志，而是一个拓展汉语写作、沟通中华文明内部、将民族和世界完成对接的文化使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仍在延展。
    刊于《民族文学》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