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健编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9年2月 / 35.0元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今天，俞先生再一次通过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推出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让民主造福中国》一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既包括了国内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形象工程、行政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人治与官本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包括了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新的观念和解决手段，特别是提高人权和法制水平、发展公民社会、提高新闻的监督能力、树立善制和建立和谐社会、增量民主发展（加强党内民主，并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入手逐渐发展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俞先生不但有勇气，且态度平和，不偏执。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 ；看到了中国存在着的大量的问题，却不因此气馁；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等重任，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的教授，并在海内外被认为是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这一官员加学者的双重背景，使得俞先生不同凡响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俞先生的著作为中国在国际上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并使得我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关心政治的百姓体会到了我们政府政治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俞先生的特殊地位及其著作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使我反复考虑这一书评的写法，犹豫中我决定另辟蹊径，想象俞先生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样影响巨大的书籍后应该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俞先生应当利用他目前的影响争取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央的“民主政治研究所”并发起一份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刊登民主研究文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理论准备，为中央的政治改革提供道路与策略选择和总结他国经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所的研究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两个俞可平先生也可能会同意的基本点:一、虽然民主的含义可以包括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等，民主选举则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选举才能给予一个国家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家的稳定则是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得以发展的基础。二、虽然俞先生《让民主造福中国》中所列有的大量的社会正面价值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们的获得不可能一挥而就。民主转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因此必须为逐步实现这些正面价值而创造条件。）
    民主化过程中“忠诚反对”的建立
    “忠诚反对”这一概念出自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英国当时的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王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女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之为“为女王的反对”（Her Majesty's Opposition）。现代政治学将这一概念转述为“忠诚反对”，其核心就是，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和在野精英必须在主要价值观上有着共识。执政和在野双方的价值观差别越大，民主体制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精英与在野精英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在野精英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社会，这就成了一个“非忠诚反对”。一个存在着重要“非忠诚反对”政治力量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在通过选举上台后却抛弃民主，走向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