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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的时候，他决心把“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化”。朱元璋用“堵”不成功，雍正就想用“疏”:“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于是他下令把长期客观存在的“非正式”的收入“火耗”转变成为“养廉银”。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十倍到百倍。如此高薪养廉，自然希望地方官员自我克制、不再搜刮。然而事与愿违，养廉银没发几年，陋规又死灰复燃，官员们一边拿养廉银，一边继续贪污和勒索。再到后来，国家财政困难，理应拨付的养廉银一再克扣，而官员收受陋规的数额、规模都越来越大，终于不可收拾。 所以有经验者如曾国藩，并不反对陋规，还明确赞成一定范围内的陋规。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不靠陋规又怎行。少量陋规保证整个官僚系统正常运作，完全值得。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陋规并不会无限扩大，不见得必然损害整个系统。 现在看起来，“陋规”这个词虽然准确地描述了这种行为的一般性，但还是不如“寻租”更有理论意味。各级官员利用手里的垄断权力来寻求额外“租金”，这种“租”的性质与企业家利用资本谋求额外“利润”、地主利用土地谋求额外“地租”、劳动者利用劳动力谋求额外“工资”一样，不是单纯的腐败堕落，更不应简单地贴上罪恶标签。 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看法和曾国藩接近，因为他在华盛顿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华盛顿有许多专事寻租的利益集团的机构，负责游说和贿赂政府机构，谋求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规定。经过精心计算，这些机构只付出很低的成本，就获取了极大收益。这点对于信仰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不可思议: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所有企业都会闻风跟进。资本唯利是图，怎会面对机会视而不见？ 打个比方，假如某个奶制品厂商用五百万美元就可以“搞定”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部门，从而保证他们垄断地从消费者手中获取每年五亿美元的收入。知道这个消息后，其他奶制品厂商会马上跟进，用六百万、七百万美元的代价抢夺这个权力。与此同时，垄断获取的收益则在不断下降。成本在提高，收益在减少，最终的均衡结果应该是，贿赂成本等于垄断收益，是否再贿赂就变得无所谓。此时，所有“租金”终在竞争过程中完全耗散。这种理想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图洛克不禁要问，“寻租业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小？”这个问题贯穿全书，堪称“图洛克之谜”。 学界对此曾做出不少于六种解释，至今仍没有定论。因为通过权力来“寻租”，比通过土地、资本来谋取“租金”更复杂，可能会涉及公共利益。如果是把土地、资本贷给甲而非乙，则乙还能从别处继续寻求土地、资本，这些要素并没有那么稀缺。而权力有时是垄断的，一旦利用权力做出某些决策，那么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 仍以奶制品的管理为例，如果寻租官员放松了奶制品的检验标准，那么相关企业会大大获益，企业涉及的产业链、数十万贫困的产业工人可能也因此得益，而更多的食用奶制品人群的健康则会遭受损害。两者目标相互矛盾，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整体评估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工作。 有一种对“寻租业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小”的解释是:为了更多寻租，官员必须欺骗群众；而为了欺骗群众，就必须选择低效的寻租模式。在现今这个时代，明目张胆地侵犯公众利益，恐怕很有压力。一般官员在“寻租”也就是“权钱交易”时，一边收钱，一边在政策上做手脚，还要在名义上编出一套故事做掩饰，把整个过程弄得极为复杂，没有效率。万不能给人“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高效印象。 所以“寻租业”一般没有效率。当权者故意设置信息障碍，既不是接受所有人的寻租，也不是接受出价最高人的寻租，而是根据一套捉摸不透的关系和规则来寻租。这种倾向使得“寻租业”最终变得低效，缺乏竞争，也没有彻底的“租金耗散”。 还有一种解释是，寻租成本实际上是由选民承担。官员为了拉拢民心、收集选票才与利益集团勾结，在政策上大行便利。既然如此，利益集团或者有影响的选民就不必花费很多资源来寻租了。一方面可以花点钱打通官员，一方面也可以用选票相要挟，“寻租业”不会做得太大，因为一旦做大，就会惹怒选民，丢失选票，那时就什么“租”都没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