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转作为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的曲艺唱曲形式，艺术风格格外鲜明，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取得发展。其表演形式以唱为主，间有说白；叙述为主，代言为辅。除了甲乙二人彩扮成一旦一丑、载歌载舞、分行当说唱表演的“双玩艺” ，和多人分持不同的伴奏乐器轮递坐唱的“群唱”等曲艺形态的主体演出形式及节目类型，一些由此脱胎且已变成小戏体裁即人物角色化扮演的“单出头”和“拉场戏”形式的节目，因通常均由二人转演员兼演，也常常被笼统地称作“二人转”节目。传统正宗的二人转表演，讲究唱、说、做、舞四功的综合运用，其中唱功讲究“字儿、句儿、味儿、板儿、腔儿、劲儿” ，高亢火爆，亲切动听；说功分“说口” 、“成口” （亦称套口）和“零口” ，丑逗旦捧，多用韵白，语言风趣，招人讨笑；做功（亦称“扮功” ）包括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讲究身段和动作对于说唱内容的辅助表达；舞功以跳东北大秧歌舞为主，也吸收有其他民间舞蹈和武术成分，并有耍扇子、耍手绢、打手玉子、打大竹板等杂技性的“绝活”穿插其间。这样的形态与技巧构成，使得二人转的表演火爆热烈，酣畅淋漓，蕴含着东北人的豪爽性情与黑土地的质朴风格，在曲艺大家族中独树一帜。
    二人转在新时期的创演发展，既充满了曲折，也蕴含着尴尬。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一开始也经历了艺术的复苏回归与发展的振兴探索。许多专业的演出团体，面对体制改革的阵痛与机制调整的困惑，也出现了创演的低迷与徘徊。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市场经济环境的逐步形成，特别是随着一些民营演出团体与班社在世纪之交的纷纷成立和迅猛崛起，其发展的空间，早已突破了东北的黑土地而安营扎寨于全国的好多地方。由赵本山及其创办的“刘老根大舞台” ，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和形象符号。
    回望二人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近40年间创演发展的基本面貌，其主要特征，大体上可以用两个词汇来描述，那就是“火爆”与“粗糙” 。
    所谓“火爆” ，是指经营演出的市场效应普遍比较红火和热烈。尤其是在以沈阳和长春为中心的东北城乡，二人转的商业性演出不仅十分活跃，而且影响较大。部分演出团体特别是民营班社的市场收益也比较可观。个别影响较大的演出团体，不但走出本土还到外地的一些大城市驻场商演，还非常注重形象包装、宣传策划与市场营销。从而使得二人转的市场效应和社会影响，在整个新时期曲艺的发展中比较突出。
    所谓“粗糙” ，是指演出节目的艺术成色存在较多的问题。具体说来，一是节目的内容格调比较低俗，尤其是许多节目的“说口”表演较粗较脏甚或涉黄，并由此引来不少的批评。其间，曾有热心媒体联合民营二人转的领军人物和演出场所，于2002年6月提出了“绿色二人转”的概念并公开发表倡议，倡导艺人、剧场与观众三方，通过携手合作，“坚决杜绝说粗口，讲脏话” ，“坚决抵制粗口、黄色二人转的演出” ，“不以观看粗俗表演为目的” ，共同“清除‘沙尘暴’ 、倡导‘绿色二人转’ ” 。怪异的是，这种提法的首倡者后来又有了不同的态度，宣示二人转就像“猪大肠” ，洗干净会“失去原始的味道” 。
    二是节目的形态大多不够规范和完整。一个正宗典范的二人转节目的传统表演程式通常是：先“打通” ，即以三通秧歌锣鼓来拓展场子招引观众；再是“三场舞” ，即先跳东北的大秧歌，然后“喊诗头”即念起静场作用的“定场诗” ，接着是“说口” ，即通过“零口” 、“定口”和“套口”与观众交流、铺垫并介绍节目的内容梗概，而后“唱小帽” ，即在演出正式节目之前演唱民间小调作为引子，最后才是“唱正文” ，即演员用唱、说、做、舞等手段来演出篇幅完整的正式节目。尽管不同的时期和地域演出的环境条件及节目要求可能有所不同，如新中国成立后走上高台的许多二人转演出，很多也是直接“唱正文”而略去了前面交流沟通与渲染铺垫的几个环节，但节目的主体得以保留，无损于自身的艺术本体及审美表达。而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许多所谓二人转演出及其节目，实际上已将本属曲艺的“唱曲”搞成了综艺性的“杂耍” ，大多仅仅是在“说口”之中夹杂一些杂耍性的“绝活”和学唱流行歌曲等作为“二人转”节目来演出，极少演唱正宗完整的“正文”性内容。因此而被业界许多专家所诟病。以至于有的学者批评其为假冒二人转的“二人秀” ，不承认其是二人转。
    三是创演和经营缺乏道义担当。二人转所演节目较少完整的情节结构，缺少贯穿的故事内容，多为临场挂凑，一味娱乐搞笑，主题模糊不清，缺乏思想引领。甚至为了博得笑声，不惜模仿调笑残疾与智障人群。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许多人通过各种媒体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有的从业人员却辩称自己的追求就是要让观众快乐，属于“快乐文化” ，却忽视了快乐手段的健康性与正当性。这种只强调要“大众化”而走市场“普及”和“服务” ，很少注重“化大众”而“提高”和“引导”的偏颇做法，受到普遍的诟病，也就不难理解。
    二人转的持续繁荣与健康发展，因而非常值得业界内外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