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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的字天下知名，在其生前，每年拍卖公司都有他的作品亮相。启功去看了一眼，认为都是赝品，旁人劝他打官司维权，他却说，“由他去吧，其实有些字（赝品）写得比我要好，只是苦了那些花钱的买主！”画家韩美林并不以画马知名，却有一家公司在拍卖署名韩美林的《八骏图》。这八骏乃是以韩先生画过的一匹马复制七次搁一起，凑成“八骏”。即便这样拙劣的赝品，竟也被拍卖公司的专家鉴定为真品。这种笑话俯拾即是。 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南方某城一位领导，经法庭审判定为受贿罪，受贿物品是一件价值不菲的文物。后来其家人买通鉴定专家，用仪器将这个文物鉴定为价值一般的工艺品，于是提出上诉。检方当然不服，又找了另外的专家，再次鉴定为文物。这个官员呢，一会有罪，一会又无罪，于是上演了一出长达数年的“捉放曹”，至今没有定案。 无法定案当然是因为文物的真假不能认定。现在鉴定文物，主要还是通过“眼学”与仪器配合，但这种鉴定方式并非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有时把真品鉴定为赝品或者贱卖，有时把赝品鉴定为真品收入博物馆，真是乱象四起。作者痛心地说，当下的文物市场，就是一出杂乱无章的闹剧，主角不是收藏者与保护者，而是商家和专家。 文物本是国之重器，沾上铜味儿，性质就全变了。至今，文物市场的“放”与“收”仍然没有定论，哪一种办法都不妥。放的话，走私会少一些，但中国文物很可能身价大跌，收的话，走私盗掘会更猖獗，说来说去，无非跨不过利益这个坎儿。这个圈儿涉及的人和层级都太多，牵一发而动全局，现在主管部门也是束手无策。 清代人们把古物泛称“骨董”，所谓“骨”，取肉腐而骨存之意，意思是保存过去之精华。《续资治通鉴》的编者、大学问家毕沅，人称“博综金石、搜罗丰盈”。此公抚陕之时，曾贴出通告，概不受礼。但骨董可就除外了，于是下阶官员，纷以古器赠之。有县令某，以古砖二十块着人进献。毕秋帆阅之大喜，遂询之。来人称，家主人招阖县匠人，在县衙中亲自烧制。 这当然是个笑话了。毕秋帆后来虽被嘉庆抄家，但学问上足可万古流芳。他的喜欢是真喜欢，他在关中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又征集碑刻，藏于学宫，缮修古迹。有文化的官员的就是这样，自己喜欢，也要民众同赏。先进文化的代表，就是要让群众跟着有文化。 当今的藏家岂能望其项背。《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点出这个“谁”是谁，却已隐晦点出，收藏中国的人，是翻手云覆手雨的资本利益集团。比如，每年每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就是文物交易的一个高峰时期。盖因许多人以文物为礼品，投附庸风雅之官所好。其中又以瓷器、青铜器最多，故而这两个种类的文物价格都比较高。而文物价值更高的早期陶器、漆器，则价格平平。 文物市场的开放、引入拍卖机制，当然在相当程度上给全民普及了文物知识，如今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古董，没有人会像“文革”破四旧那样砸个稀烂，全送到电视台的鉴宝栏目，想卖个像样的价钱。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对保存文物而言至关重要。即便是盗墓贼，也比早年小心多了，不会直接在墓坑里扔炸药。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文物保护的力度。 在这种环境下，文物当然是一种商品，但又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国民党政府当年东渡孤岛，蒋中正特意嘱咐挑选一批国宝同行。因为文物是记录历史、记录文明的物质载体。从这个意义说，文物与那些已经被铁栏杆围起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并无二致，但人们却并不对文物生敬畏之心，这才是真正令人忧心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