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和章仲锷都在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当时只有《人民文学》《诗刊》两份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我们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仁以高涨的热情，自发创办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一时没有刊号，就“以书代刊”，兴高采烈地组起稿来。章仲锷长我八岁，当编辑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带着我去上海组稿。那时候因为我已经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在文学界和社会上获得一定名声，组织上就把我定为《十月》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章仲锷并不是“领导小组”成员，所以他偶尔会戏称我“领导”，其实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愿接受他领导的，他无论是在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学界情况方面都比我熟络，去巴金府上拜见巴金，我多少有些腼腆，他坐到巴金面前，却神态自若、谈笑风生。巴金祝贺《十月》的创办，答应给《十月》写稿，同时告诉我们，他主编的《上海文学》《收获》也即将复刊，他特别问及我的写作状况，向我为《上海文学》和《收获》约稿。他望着我说，编辑工作虽然繁忙，你还是应该把你的小说写作继续下去。现在回思往事，就体味到他的语重心长。他希望我这个赶上了好时期的后进者，抓住时代机遇，让自己的小说写作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说一定给《上海文学》写一篇，巴金却说，你也要给《收获》写一篇，两个刊物都要登你的。《收获》也要？那时记忆里的《收获》基本上只刊登成熟名家的作品，复刊后该有多少复出的名家需要它的篇幅啊，但巴金却明确地跟我说，《上海文学》和《收获》复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后果然写出了两部短篇小说寄过去，《找他》刊登在了《上海文学》，《等待决定》刊登在了《收获》。我很惭愧，因为这两部巴金亲自约去的小说，质量都不高。我又感到很幸运，如果不是巴金对我真诚鼓励，使我的小说写作进入持续性的轨道，我又怎么会在摸索中写出质量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望文坛，有过几多昙花一现的写作者，有的固然是外在因素强行中断了其写作生涯，有的却是自己不能进入持续性的操练，不熟，如何生巧？生活积累和悟性灵感固然重要，而写作尤其是写小说，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有前辈鼓励你不懈地“练手”，并提供高级平台，是极大的福气。
    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如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一种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当时的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向我在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上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巴金的行为写作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十分耀眼，他主编刊物，自办出版机构，推出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上世纪前半叶的事迹也只能听老辈“说古”，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靳以主编的《收获》，我作为文学青年，是几乎每期必读的，留有若干深刻的印象。别人多有列举的例子，我不重复了。只举一个给我个人影响很深而似乎少有人提及的例子。《收获》刊发了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的系列短篇小说《童年时代的朋友》，跳出那时期政治挂帅对少年儿童只进行单一的阶级教育、爱国教育、品德教育的窠臼，以人情人性贯穿全篇，使忧郁、惆怅、伤感等情调弥漫到字里行间，文字唯美，格调雅致，令当时的我耳目一新。这当然是巴金对展拓儿童文学写作空间的一种可贵行为。
    那章仲锷的行为写作又是什么呢？难道编刊物、编书，都算行为写作？当然不能泛泛而言，作为主编敢于拍板固然是一种好的行为，作为编辑能够识货并说动主编让货出仓，需要勇气也需要技巧。当然前提是编辑与作者首先需要建立一种互信关系。章仲锷已被传媒称为京城几大编之一，从我个人的角度，以为他确实堪列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名编前茅。
    2008年，忽然得到消息，章仲锷竟因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在10月3日午夜去世！呜呼！我记得他曾跟我说过，想写本《改革开放文学过眼录》，把他三十年来编发文稿推出作家的亲历亲为“沙场秋点兵”，一一娓娓道来，“你是其中一角啊！”我断定他会以戏谑的笔调写到我们既是同事又是作者与编者的相处甚欢的那些时日。但他的遗孀高桦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他的肺炎来得突然，他临去世前还在帮助出版机构审编别人的文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这样一部专著竟还没有开笔！
    从这段文字起我要称他为仲锷兄。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1980年我一边参与《十月》的编辑工作一边抽暇写小说，写出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如意》，这是我写作上的一个转捩点，我不再像写《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那样，总想在小说里触及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激情构成文本基调，我写了“文革”背景下一个扫地工和一个沦落到底层的清朝皇族后裔格格之间隐秘的爱情故事，以柔情的舒缓的调式来进行叙述。稿子刚刚完成，被仲锷兄觑见。我把稿子给他：“你先看看，能不能投出去？”过一夜他见到我说：“就投给我，我编发到下一期《十月》。”我知道那一期里他已经编发了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还有另一同仁正编入宗璞的《三生石》，都是力作精品，中篇小说的阵容已经十分强大，就说：“我的搁进去合适吗？”他说：“各有千秋，搭配起来有趣。听我的没错。”我虽然是所谓《十月》“领导小组”成员，但确实真心地相信他的判断。
    后来有同辈作家在仲锷兄那里看到过我《如意》的原稿，自我涂改相当严重，那时一般作者总是听取编辑意见对原稿进行认真修改后，再誊抄清爽，以供加工发稿，仲锷兄竟不待我修改誊抄就进行技术处理，直接发稿，很令旁观者惊诧，以为是我因《班主任》出了名“拿大”。仲锷兄后来告诉我，他是觉得我那原稿虽较潦草但文气贯畅，怕我正襟危坐地一改一誊倒伤了本来不错的“微循环”，你说他作为编辑是不是独具慧眼？
    1981年我又写出了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这是我终于进入文学本性的一次写作，但我也意识到这部作品会使某些曾支持过我的文坛领导和主流评论家失望甚至愠怒。写完了我搁在抽屉里好久不忍拿出。那时我已离开出版社在北京市文联取得专业作家身份。仲锷兄凭借超常的“编辑嗅觉”，一日竟到我家敲门，那时我母亲健在，开门后告诉他我不在家，他竟入内一叠声地伯母长伯母短，哄得母亲说出抽屉里有新稿子，他取出那稿子，坐到沙发上细读起来，那部中篇小说有七万五千字，他读了许久，令母亲十分惊异。读完了，我仍未回家，他就告辞，跟母亲说他把稿子拿走了，“我跟心武不分彼此，他回来您告诉他他不会在意”。我怎么不在意？回到家听母亲一说急坏了，连说“岂有此理”，但那时我们各家还都没有安装电话，也无从马上追问仲锷兄“意欲何为”，害得我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拿了那稿子，并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当时《十月》主编苏予家里，力逼苏予连夜审读，说一定要编入待印的一期，苏予果然连夜审读，上班后作出决定：撤下已编入的两个节目以后再用，将《立体交叉桥》作为头条推出。《立体交叉桥》获得了林斤澜大哥的鼓励；上海美学家蒋孔阳教授本不怎么涉及当代文学评论，却破例地著文肯定；它还很快地被译成了英、俄、德等文字。如果没有仲锷兄那戏剧性的编辑行为，这部作品不会那样迅速地刊发出来。
    （《十二幅画》刘心武/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