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部过程，并终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家和读者的承认。在其作品中，呈现出一个不断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贾平凹，同时是一个祖国和人民的儿子的贾平凹，生活和时代之子的贾平凹，他用自己如椽的笔为生活的时代命名。
    用如椽的笔为人民讴歌 为所生活的时代命名
    作家们用自己语言的泥土为人、为人生、为他的时代雕塑，他们却也不经意间将自己的形象烙印在自己的制作中，越是成熟的作家、伟大的作家，他个人的形象越突出、越完整。通观贾平凹的全部创作，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不断追求美和创造美的贾平凹，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祖国和人民的儿子的贾平凹，生活和时代之子的贾平凹。越到后来，他越享受到热爱祖国历史文化和人民生活现实的痛苦和欢愉，他用自己如椽的笔在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命名。
    在中国当代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中，贾平凹几乎是唯一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的作家，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过程，使自己的作品以浓烈的“东方的味”“民族的味”融入现代世界文学的潮流……他是以自己为传统文化所陶冶了灵与肉的精神和创作，与当代世界做着深层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保守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又是先进的，因为他总是敏锐地感应着文化和人类情绪的新脉搏，提出生活的新课题……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有他自己对自己民族生活和艺术的独特理解，都有自己切入世界文化潮流的独特角度，都有自己在自己民族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贾平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民族文化史上的独特位置？是否已经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和冲撞中树立起自己独立的艺术山岳？这些都可以讨论，但是很显然，他是少有的自觉追求这个目标的作家，并朝此迫近。但是，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最新发展，中国国内乃至华语文学界对贾平凹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却让笔者获得了如此评价的自信。这里只举两件事例：
    一是2005年，由25位专家学者和《新浪网读书频道》读者所进行的“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活动，贾平凹仅居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之后，为第六名，在至今健在的作家中名列第一。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读者评分与专家评分竟是如此接近，分别为92和94分。还可特别指出的是，专家委员会的组成，其中有约三分之二的是基本上不参加当代文学批评（不参与不等于不关心）的专家学者，如杨义、王中忱、王富仁、赵园、洪子诚、孙郁、陈子善等新老学者，这更保证了这种评选的客观、公正与真实。
    二是《秦腔》等长篇小说，从2005年出版后，作品以及作者所受到的可以以“极高”来形容的评价。陈晓明说《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部作品，非常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这样一个后改革时代的终结”，《秦腔》中的乡土，“肯定是我们不能理喻的乡土，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更具有本土性力量的乡土，它可以穿越过全球化的时代和后现代的场域，它本身就是挽歌，如秦腔版回肠荡气又令人不可忍受，在全球时代使汉语写作具有不被现代性驯服的力量”。李敬泽说：“这部小说极端地瓦解了我们目前为止的关于乡土文学写作的所有成规、想象方向，它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使我非常吃惊的作品。我的吃惊在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联系。”李洁非说：“《秦腔》要表现的是农民的内涵，要挽留的是农民这一古老事物代表的精神。可不可以这样讲，几千年里中国的主流文学终于有了一部陈述农民自己理念、从内容到形式上都称得上纯粹的作品，《秦腔》确实是一块大碑子”。特别有意思的是，好像离陕西很远的南方两位当红女作家也谈到自己阅读《秦腔》时的美妙感受，林白说：“我觉得《秦腔》里有一种沉痛，这种沉痛把我内心的凄清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我觉得我的心情也从冷诙变得辽远，有一种疏朗的旷远，我一时觉得我身边可以没有任何别人也能够从容”，“《秦腔》就是这样一部我曾背靠过的书。”范小青说：“有的鸟飞得很高，展翅翱翔，很美，也有的鸟就一直贴着水面飞，始终不离不弃,却让人感受到飞得很髙的那种境界和美感，这也是对《秦腔》的感觉。”与此同吋，就是贾平凹及其《秦腔》问世后的获奖纪录：由《当代》杂志牵头的一年一度的优秀长篇小说评选,《秦腔》是2005年唯一中选的作品；因为《秦腔》的突出成就，贾平凹荣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具分量的“年度杰出作家奖”；由香港浸会大学牵头的由聂华苓等海内外专家任评委的全球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将首届最高奖授予《秦腔》。无独有偶，偏重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瞭望》杂志，刊登了一篇《伟大的中国作家藏在哪里》的署名文章，所列出的被世俗尘雾遮蔽的可以以“伟大”形容的当代中国作家，第一位就是贾平凹。果然，《秦腔》也当之无愧地获得该届的茅盾文学奖。
    完成了小说语言民族化的探索
    下面，笔者将从时代、语言、文体与精神等方面，进一步讨论贾平凹的主要文学成就。
    在《秦腔》座谈会上，李敬泽这个一向以冷峻严厉出名的批评家充满感情地说：“我吃惊就在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废都》中曾经体会过，现在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农村来说,这部《秦腔》也是建立一个非常准确而秘密联系的通道。”这段话的关键词语是：“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同我们这个时代)所建立的“非常秘密而直接”的联系。因为,以往中国文学对时代精神的强调，往往与典型的矛盾冲突、典型的人物等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学表现时代的模式，至今这个模式仍然成为主流社会评价文学时代内涵的主要标准。贾平凹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并非没有这种模式影响下的作品，如《浮躁》《腊月·正月》甚至《土门》等。但是更多的也更得心应手的却是《天狗》《黑氏》《太白山记》《废都》《怀念狼》《高老庄》《秦腔》这样或者远离时代中心，或者非常个人心灵化、情绪化，或者要么怪异独特，要么放弃评价的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凡庸的作品。它们总是能够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大背景下，丑陋而又美丽、欣慰而又痛苦的民族精神文化心理裂变的大风景。即如《怀念狼》，它的独异奇诡的文本价值与深刻的思想精神价值，至今仍被老旧的文学观念所遮蔽。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在贾平凹神秘飞扬的叙述中，却成为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的愚昧与偏执的大批判、大反省。小说中的猎人傅山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的怯懦与专制、麻木与偏执的象征。近年来专注于文艺生态学研究的学者鲁枢元先生指出：“人们不仅在征服中失去了‘灵魂’，甚至‘灵魂’也已经被征服欲所充斥。”《怀念狼》《古炉》《老生》等小说表现的正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髙科技、生态危机所导致的人类安全感的丧失，征服欲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所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
    贾平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早从《山地笔记》《月迹》中就表现出来，当时人们说他的语言特点一是空灵，二是动词名用、虚词实用，受古代散文影响较明显，有说是仿古，也有说是简古。在得到许多肯定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片讨伐声，我的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就在我面前对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丑石》语言大加指责。直到《怀念狼》出来，仍然有论者指责其“不今不古”“不文不白”。但是贾平凹无疑却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对汉语言文学最具贡献的一个，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他把从庄子散文到中国古代文人才子的笔记小说、白话小说的白描、对话，甚至肖像描写融会于当代生活的口语之中，洒脱、简练而又古朴、传神，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
    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活化石，就在于它丰厚的文化传承。贾平凹、余光中们对古代语言传统的重视，同许多作家的向民间学习，不仅是新中国文学之需要，而且是正本清源，尽自己改造并规范民族语言传统之责任。当年，贾平凹语言中的那些脱胎于古汉语，又源于自己心灵感受的倒装句，曾经招来许多批评，并被讥为不通，而曾几何时，平凹式的简古倒装句，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语言的一大范式。蔡翔曾经在关于贾平凹《太白山记》的一篇序文中说：从此作开始，中国小说才找到了自己的叙述语言，实现了对“五四”以来欧化语体的终结，完成了小说语言民族化的奠基。
    贾平凹在短、中、长篇小说文本创造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都是不言而喻。但是更能代表其文本创造高度的却是《废都》以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及此启的一批长篇小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主流文论一直把实际上从19世纪法、俄舶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当做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小说创作的不二法则。与此同时，大家也常提起小说民族化的问题，但“民族化”往往却成为一种从语言到地域生活图景的风俗点缀，也有一些作家作品为此作出了自己卓有成就的努力和贡献，如过去的老舍、赵树理，当代的如莫言、余华，现在则是作出深层次的全面的突破的贾平凹。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旗帜鲜明地宣布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并且将此主张、追求贯穿于此后自己创作实践的全部过程。为此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并终于在《废都》《白夜》《怀念狼》和《秦腔》中以充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具有民族思维和民族审美精神的艺术创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家和读者的承认。其实早在上世纪末的《高老庄》中，这个转变已经完成了并且被敏锐的批评家所发现。如雷达先生当时就在关于《高老庄》的文章中说：“现在的贾平凹，早已走出故事，走出戏剧，而走向了混沌，走向了日常性，走向了让生活自身尽可能血肉丰满地自在涌动的道路。从《废都》到《高老庄》，贾平凹的小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实现了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形成了一种混沌、鲜活而又灵动，具有了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果然在这段话以后，雷达先生就有了这是从“小说历史的源头，致力于传统化、民族化和现代性结合的一种艺术探索。”
    维护并坚守着文化的良知和责任
    最后，关于贾平凹《秦腔》及其他小说的“精神性”也是一个有多争议的问题。其实，关键的问题是对“精神性”的理解，如果将精神性理解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和精神的图解与演绎，理解为一种“崇高”形象的导引，贾平凹确实没有；但是如果将精神理解为广义的人文关怀，例如对于人的生命机器幸福追求的理解和尊重，如对于人的生存境遇，包括物质生活、心灵状况、文化处境等的关怀，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不仅不缺少，反倒十分突出。在贾平凹小说中确实有一些病态的人物，畸变的心灵，如《秦腔》中的引生，《废都》中的庄之蝶，甚至《土门》中的成义等等，但他们折射的却是现实和时代的病症。例如《秦腔》中的引生，他最为病态的行为是阉割了自己，并且经常想入非非，好做白日梦，但如果想到他是一个得不到社会关怀和家庭温暖的孤儿，是乡村的弱势个体，他的自我惩罚和保护式的自残，就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病态心理与行为并没有掩盖他内心的善良。其实庄之蝶也是个病态的文化名人，在他的病态的灵魂中，折射着一个欲望疯长的年代，一个智识者多么巨大的心灵痛苦，在不甘沉沦中更深地沉沦并颓废着，这就是庄之蝶，也是今日中国现实中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存在。在同样文本中，有人读到的是大关怀、大悲悯，有人读到的却是对生命和灵魂的漠视，是精神支撑力的贫乏，这不正说明贾平凹的深厚和复杂：说不清道不尽的贾平凹，不断引起争议的贾平凹，不正说明他小说文本的独创和丰富，说明其内在精神内涵的巨大。
    在笔者看来，构成贾平凹创作巨大的内在精神张力的，是他对这个急遽转变的历史时代敏锐的心灵感应，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焦灼。父亲的乡村知识分子身份，大家族特有的人际关系，山区农村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贾平凹文化心理构成中仁爱、中庸、礼让的儒家伦理本色，而聪敏内向的性格，又决定了贾平凹对外在生存环境的超常敏感，也注定了他并无安全感的痛苦人生意识、文学成为他证明自己、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感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他释放内心痛苦、对抗喧闹的外部世界而保持内心平静的重要工具。他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和平的然而是千年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欲望的疯长、文化规范的缺失所导致的人和人关系的功利化，人的心灵的失所。他不可能继续如早期的散文、小说那样的单纯面向自己心灵的写作，而将自己的写作转向了现代化巨轮碾轧下的乡村或城市芸芸众生的生存及其心理情绪，转向了描绘传统文化的尴尬和人的心灵的困境。在当今中国的作家版图中，贾平凹的文学形象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他的思想精神形象却是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但是他维护并坚守的并不是良莠并存的甚或腐朽的封建伦理，而是健全的文化秩序，人的心灵的完整，人际关系的安全与温暖。这正是任何一个优秀作家都应该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所不同的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贾平凹的坚守不仅更为彻底，更出自其痛苦的心灵的自然，并且因其创作中美学精神的民族性还原，其文学的实现更为丰富深厚广阔而已。面对滔滔的人欲商潮，这种无边的爱与悲悯，这种世风日变的焦灼与忧虑，这种巨大的沉沦与自恕，不正是贾平凹文学的灵魂和精神吗？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贾平凹已经是一座巍峨矗立的大山，它风光无限，奥秘无限，它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意义也因《秦腔》而显露其为许多研究者所认知的一角。他才64岁，还能写，《秦腔》等蜚声文坛的作品，不会成为他写作生涯的“终结”，也不可能是他最后一部长篇。但一个高度在这里，一块碑子在这里，他和他的文学之路将更为艰难。这里仅祝贾平凹放松心态，将后面的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