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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五四”的“说难” 韩非有个名篇叫“说难”，意思是说服人主之难。我看放在“五四”的反思问题上也很恰当。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中国人文思想领域的尖锐对立——据说是“左右”对立，其实是比较“左”的自由主义者和更左的中国特色“左翼”之间的对立，却都对“五四”这尊大神膜拜有加。后者如此是情理之中的，某声大炮给他们送来了主子，而身兼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大老爷神神叨叨地“量中华之物力”去做了人家的一个“支部书记”，让他们过上了“杀杀人、跳跳舞”的幸福生活，那是断然不谈什么反思了。而前者不同，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其实和“五四”是有很多“针尖对麦芒”的。比如袁伟时们对民族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五四”与其后衍生的“五卅”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分明是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他们是讲“人道主义精神”的，但是“五四”好汉们烧人家房子、打人家老婆分明是不够人道的。他们是讲文质彬彬的学术精神、“费厄泼来”的，但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派人物并不是以理服人的，借助的是煽动、诡辩，迎合了涉世不深、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的口味而已。他们是讲法制、讲宪政的，但是五四的党争派斗诉诸于街头暴力显然既不法制也不宪政。但是，即使如此，袁伟时们还是要挺着这么个“尊神”——尽管他们一直在歌颂“打倒孔家店”是“推翻大偶像”的进步，然而护着自家的“尊神”是那样用心，甚至为此罔顾事实真相与显然的因果。其实这也并不难解，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无论“左右”，根本上还是“五四之子”，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习用术语还是那场运动的造化，要在思想上“断奶”何其难哉？而“新文化运动”没有确立什么新的文化——实际上，这个运动中各怀心事的“新派人物”只有在破坏和毁灭上有共识，别无没有什么共同的文化建设方略。他们之所以能在破坏与毁灭上达成共识，也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要从传统士大夫阶层手中夺取话语权、主导权而已。这在胡适之与陈独秀之间、林语堂与周树人之间都表现得很明白。而无论是陈氏的“子弟兵”还是胡师的“好学生”，都不愿意动五四这尊大神，都不愿意直面“新文化”运动的真相。此之谓五四之“说难”。 二.只有一个“五四” 当然，袁伟时们毕竟不是高举红宝书的疯子，他们还是在热诚地寻求着中国现代化道路曲折的痛苦真相。在长期禁忌与政治力“定调子”的遮掩下，“五四”被排除在议题之外。但是，当禁区开始松动，议题浮出水面，终于还是要面对这么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的。袁先生在这次发表的访谈录“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中专门提到了陈独秀，对陈氏的“很极端”“政治上很幼稚”提出了批评——据他讲是十年前提出的。似乎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剥离出一个陈氏部分以供批评，而保留一个胡氏的部分继续膜拜。然而，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胡和陈是分不开的。仅仅从偏激还是温和来区分两者，从而分离出一个“偏激的五四”来反思，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胡适和陈独秀都以一种高度理想主义的“建构理性”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问题，注定了这场运动将以偏激的纷争收场。这种书斋式的“建构理性”从一开始就把好端端的民主制度变成了高蹈虚空的玄想，最后沦落为党争的口号。他们口中的“民主”不是一个切实可行、脚踏实地的社会制度——不是英格兰人为自己的钱袋子争取来的现实政治，不是巴黎市民为了面包争取来的现实政治，不是美利坚“无代表权则不纳税”的现实政治，而是“国民性改造”、“文化革命”之流的大而无当。 诚如袁文里提到的，“1912年，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26位知识分子发现，中国的国民素质，与共和国公民的要求不适应，便发表宣言提倡人权与科学”，而“批判国民性”也的确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旗。然而，现代宪政民主在英国诞生时有多少英国佃农是具备了良好的公民素质的？法兰西革命的街垒战中，有多少巴黎市民是以伟大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举起毛瑟枪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多少日本人信奉“人生而平等”的？现代公民要在宪政民主的实践中逐步培育，而不是量产一批现代公民而后可以试行民主，那是本末倒置了。要等“国民性改造”成功，恐怕是“三百年一开花、三百年一结果”的事儿了。这种高尚到“天下无贼”的理性建构只能沦于口号之争的花瓶了。而且，民主理想成了高不可及的镜花水月，诉诸政治力的集体洗脑倒是在“国民性改造”的“光荣旗帜”下名正言顺，“统一思想”顺利成章，恰恰背离了民主社会多元化、宽容性的基本结构。新文化运动之后，在中国的长期争论中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民主与专制”之争，只有拿什么“统一思想”之争，也就是旗号之争，和民主制度建设了无关系。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建树，是陈独秀的，也是胡适之的。 “文化改造”或者说“文化革命”有类于此。文化这个筐，装啥都合适，可是装来装去都是虚的。从君主立宪、宪政共和到儒教之争，一系列的新旧之争都是细枝末节的名实之争，完全不得要领。我在旧文《论保守派的倒掉》中别有论及，这里不展开了。这种争论只能对偏激、激进推波助澜，只会帮助“城头变换霸王旗”的山头争夺，并以最偏激、最武断者胜出，因为最偏激、最武断才最有蛊惑力、内聚力。胡适之赞成“打倒孔家店”伊始，注定了他心向神往的民主理念也将被打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面前——同样的蛊惑、煽动、曲解，他是无能为力的。而一个“国民性改造”、一个“文化革命”，为民主社会建设生造了两个前提，横生出一堵“中国特殊论”的高墙，反噬来得何其速。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么一个整体，一个高调理想主义的整体，一个“理性构建”导致失败的活标本，一条通向奴役之路。高蹈虚空的“国民性改造”“文化改造”果然是“一万年太少”，只能等人家来“只争朝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