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独有的建筑空间，“庙”从祭祀祖先的专业场所，升格为带有某种宗教色彩的意义空间。而于规定的日子在寺庙内外进行的焚香祷告活动和交易的聚会，渐被世人冠以“庙会”之名。“庙会”让静止的“庙”变得动态起来，原本庄穆的祭祀场所也逐渐生发出公共空间的功能。
    与作者前两本著作《灵验》《行好》讨论家户、村落与乡镇范围的庙会实践有所不同，《朝山》把研讨的范围阔放至神山、圣地的庙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庙会在家庭伦理、群体认同、审美认知等精神性方面的质素被剥离，沿着“神化—具化—物化”的路径不断发生形变：比如，每逢春节，逛庙会成为普通百姓主要的过节仪式，一提及地坛、龙潭湖等庙会，人们向往的更多是美食、投圈、购物等娱乐项目，而位置较好的摊位动辄拍卖出天价，更是让本应孕含着敬拜之意的庙会奔流着欲望和感官上的享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庙会形同于“庙市”，被严重祛神化、市场化、世俗化。坐拥青山绿水的庙会逐渐传衍出休闲、郊游、远足、健身、闲观等附加功能，依附于它，香纸、福条、灵签、山货的流转也渐呈产业链条，越发使得现代庙会沦为物质性的存在。另外，文物化/博物馆化的部分庙宇与信众隔绝开来，失却了对于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不再是众生、共建的空间，而被固化为只有展示和远观价值的“空壳空间”……以上种种，都折射出传统和现代、乡村和都市、官方和民间、唯心和唯物之间的转向和让渡。
    如今，脱壳于庙会的物资交流大会、博览会、展览会、商贸洽谈会无形之中削弱了敬拜神祇的功能，而经济、教育、娱乐、艺术等其他功能却得以宣扬和放大。后来，庙会又拥有了“兴学”“兴老”的功能折变，演变为“课堂”“赈灾所”“养老堂”等社会福利机构。
    从精神层面来说，庙会投射出底层民众的心灵图景以及社会某种信仰观。单从语义学来说，庙会一词经历了由旧向新、由愚昧向科学的转化，其能指和所指也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迭而发生精神内涵上的流变。尤其在“复兴民间传统”口号的指引下，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畛域纷纷对庙会的知识生产、狂欢精神、时空转换、生活秩序等多重问题加以条分缕析。于是，当代庙会成为当下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秉持社会形态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岳永逸教授通过对京郊妙峰山庙会的兴衰起伏和时代变迁的铺陈，镜照出庙会如何受到社会制度、民俗人心的嵌入。每一个时代旨趣不一的进香活动均反映着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精神面貌。庙会不仅寄托着民众的信仰，还规训、调节、平顺着他们的群体和地域生活。庙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场域”，不同的香会甚至会为阶序、权威体系而展开争夺，折射的是各种权力主体对资源的再分配。比如，皇室的介入，让庙会平添了几许神秘感，直到今天，一些曾经受过皇封的“皇会”还会以此炫为昔日荣光，来继续享受特权，争取利益最大化；当某个把头所在会档的权威受到其他香会的威胁时，后者就会被贬称为“黑会”；除了香客，在庙殿当差助善的香头、心安理得的乞丐、各显神通的术士等边缘人士的加入，使得庙会更像是一个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皆在此行走斗法的世俗“江湖”。
    与民众践行了千百年的“朝山进香”一样，与此互生、互构、互文的“庙会”从精神性的存在向物化性的存在的“庙市”演进。尽管遭遇污名化、市场化、文物化等异化手段的侵蚀，近些年来，庙会的传统随着社会变化也在发生新陈代谢般的演变，新生文化力量的介入，使得作为黎民群体性庆典的古老庙会不仅没有走上穷途末路，反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承载祭祀功能，一方面又聚拢传统文化，作为一套综合性极强的文化体系，庙会足以涵括中国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文化、遗产、政经、教育、旅游拼凑起了一幅既有脱尘免俗的宗教意味，又有人间烟火的狂欢气息的人文图景。可见，庙会不仅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断裂，也是其延续和集中的别样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