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学而优则仕与士志于道 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是否一定要以现实的参政、从政方式来实现？他们是否只能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学而优则仕”和“士志于道”表明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派认为，只有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中，才有可能运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改变现实社会的弊端，实现他们对人类、国家、民族的人文关怀。但是，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政治权力结构往往会发生鲁迅曾感叹的“现在的官僚，就是过去的学生”的现象。原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特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对上级的意图进行注疏成为他们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幕僚成为他们的生存和工作的方式。 一方面，政治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沉浮和个人、家庭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唇齿相依，作为职业官僚，知识分子原有的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的立场没有了生存环境。如何领会和贯彻领导的意图和决策，如何平衡和协调同僚间的关系和利益，如何处理和调节自己管辖部门的事务和矛盾，成为职业官僚工作和生存的主要内容和基础。“立其伪”代替了“立其诚”，道德作伪成为职业官僚普遍的现象。形而下的利益成为决定职业官僚的道德标准和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在这种个人、家庭贵贱、富贫状况的改变是由官位、权力决定的现实环境中，职业官僚是很难冒丢官、去利、弃名的风险，去保持对现实社会秩序缺陷的批判态度，也很难保持以人类基本价值（平等、自由）为出发点对社会弱势群体、人类生存实态、生存环境深切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一旦被排除在仕途之外，他们强烈的从政意识使他们往往会发起各种直接干政的运动，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和政权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在特定的政治风云际会时期，走上街头革命会成为他们政治赌博的基本方式，在慷慨激昂的口号和理论背后隐藏着入仕谋权的政治野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他们政治活动所表现的人文关怀仍是一种和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形而下”。可以说，“学而优则仕”的士是“仰禄之士”，他们的人文关怀仍是道统服从于政统，思想服从于政治，学术服从于权力。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可能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它会因此而泯灭公共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为前提，以人类基本价值（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文关怀精神。当“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阶层价值取向实现的主要途径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会表现出极端政治化的倾向，从学术语言、道德标准、人文关怀到人际关系莫不如此。现实的政治关系、政治斗争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言行的唯一准绳。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存、发展由政治依附到人身依附，丧失思想的独立和客观的理性批判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对梁启超参政曾作过一个中肯的评价，一方面，他认为梁启超参政是“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己之故”，另一方面又指出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15]” “士志于道”表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和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为追求社会进步而坚持不懈地从事社会启蒙，对现实政治权力进行监督、质疑和批判。公共知识分子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持道不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甚至“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志于道”的士是“正身之士”，他们的人文关怀是道统高于政统，思想高于政治，学术高于权力。 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一种启蒙者、批判者的身份来表达，他们并不以从政、参政，直接干预现实政治为手段或目的，其人文关怀也不是和政治暴力、政权的更替相关联，而是以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批判以及为理想的社会秩序进行构架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理性力量。例如，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启蒙运动，他们希望通过批判和启蒙使其思想理念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并付诸社会实践。具有这些内容的人文关怀能否有效地实现，往往取决于社会制度。现代法治社会从制度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和思想的独立性，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才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在缺乏健全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依附和人身依附的生存实态，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和御用文人，他们的人文关怀最终也必然异化成阿谀奉承的“歌德”主义和苟且媚俗的犬儒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