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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知识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初步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正在生成一个为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呢？应该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先身家性命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单位人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职业选择的自由度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大，为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环境。然而，社会公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掌控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各种机会空间和话语平台，这促使官本位的思想和实践变本加厉。例如，“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9]”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见风施舵，投机于权力和金钱之间，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10]。 归纳起来，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的行为特征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具有强烈参政入仕意识和动机的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社会公共言论，不时窥测执政者的政治战略意图，以此为据，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论和措词。他们不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是热衷于炒作，追名逐利，为执政者所赏识。他们以伪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来表现强烈的政治、权力的依附意识和入仕参政的政治情结。把西方的一些学说、理论当作“圣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以此为资本介入政治活动，寻找政治靠山，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时而作为政策的解读者，时而利用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向权力献媚，希冀为执政者所赏识。 其二，这些“知识精英”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相勾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因此也成为暴富一族。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手段敛财，“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11]”，他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仅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而是赤裸裸地利用自己在公开媒体的话语权优势为利益集团声嘶力竭进行辩护，有时甚至到了枉顾社会公正和无视法律的地步。他们在各类媒体、各种场合，不择手段地谋取话语主导权，反复鼓吹“效率优先”，“改革成本论”，“管理层收购”，“官员阶层是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等等，公然依傍权力和金钱，论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合理性。鼓吹“企业家不依法纳税是犯错而不是犯法”、“贫富不平等是必然的”、“机会均等不可能”、“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之类混淆是非的谬论。他们有的拿着鲸吞国有资产经济罪犯的高额出场费，写文章，作演讲，从“理论”上为这些经济罪犯侵吞国有资产的恶行论证其合理性。一旦这些经济罪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些经济学家们又都似犯了健忘症，集体失语。顾雏军的科龙案即为一例。这些貌似或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知识分子距离社会公众太远，不仅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而且往往成为社会公众鄙视的对象。这点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上关于一些经常在公共媒体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言论或报道后的大量跟帖批评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其三，他们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分配不公、机会不公的社会问题表现为集体的无意识。例如，有一位“杰出的法学家”竟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12]”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素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因此应构建“实体法治”的国家，其核心就是人治重于法治。有的则鼓吹诸如“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改革成本论”，提出为了不使资金外流，国家应放弃对企业家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资产等原罪的追究；或论证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理应产业化，等等。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也不重视社会公众的诉求。纵然千夫所指，脸自皮厚不红。 其四，这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人品和道德上也缺乏职业知识分子应有的规范和底线。他们往往霸占各种公共的学术资源为私人化，拉帮结伙，党同伐异。当知识界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时，也不见那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持久的批判，为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作过努力。相反，有一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面对铁证如山的剽窃，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和忏悔，而且往往百般狡辩、抵赖，或是谩骂放粗，更有甚者，脸不红地在各种媒体上高谈阔论，大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正如徐友渔所说，这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13]”。因为他们清楚，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否和他们的名利无关。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利用社会舆论和辨别政治风向，见风使舵，寻找机会下政治赌注，期待获取当权者的欢心，争取扬名逐利的最大化。这些伪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以“学术明星”的面目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公共场合，如变色龙一般追逐名利，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恶劣的示范效应。 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它的社会角色及所具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应是社会精神的中流砥柱和风向标。费希特在论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时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我们不仅要用言传，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的多。”“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呢？[14]”正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失，当那些思想、道德作伪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拷问下，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普遍降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良知的声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