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的参战被忽略,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关系密切。斯时中国南北对峙,军阀画地为牢,导致政令、军令不统一。各国在华权益错综复杂,东邻日本又暗中操纵,致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多方掣肘,以致于中国参战的意义迟迟得不到国际公认。作者通过对黎元洪、段祺瑞等决策者性格的分析,认为特殊时代导致他们的行为充满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但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的积极作用是不容一笔抹杀的。 纵观全书,作者放宽了历史的眼界,将中国参战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去考察。他否定了梁启超、艾尔曼等人的代表性观点——即作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没有在战后如愿收回主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不局限于眼前效用,认为一战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渐凸显。比如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权利不伸,代表们拒签《凡尔赛和约》,震惊了国际社会,让全世界都听到了日益文明的中国虽然贫弱却又坚强、正义的声音,刷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拒签和约,又为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主权又留下伏笔;通过参战,德国庚子赔款和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不平等权益又悉数废除;中国战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又使部分精英对西方的失望情绪日增,转而效仿刚刚爆发了十月革命的俄国。以俄为师,继续寻求国际化,几乎影响了后来中国六十年的政治走向。 由是我们可以沿着作者的思路,将一战看作20世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重大起点,看作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一次尝试。漫长的国际化征途,从这时起,在中国的脚下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