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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戍,《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奥两国正式宣战,后世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多半对中国的参战作用持否定评价。美国史学家柯伟林在1997年第2期的《中国季刊》上撰文指出:“人们可以阅读到有关一战的大量史籍,但未能明了中国参战的史实。”美国军事史家约翰基根在名作《一战新论》中,同样完全忽略中国在大战中的作用。 事实的确如此吗? 美国卡拉玛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徐国琦在其近作《中国与大战》一书中否定了上述传统观点。通过对一战前后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考察,他认为,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形势所迫,而是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目的是通过参战,逐步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在作者看来,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精英的迫切要求。因为自晚清以来,两个世界的激烈碰撞,导致旧有的儒家统治秩序的崩溃,中国被日益边缘化,精英们逐渐放弃旧有的中央帝国观念,试图在新的国际体系下寻求国家认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领土和主权的残破,更使精英们积极促进中国融入世界,谋求重振中华民族,一洗半世纪的耻辱,和列强平起平坐。 他认为,对中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绝佳。中国新式外交群体随之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研究中国应持的政策和立场。徐国琦认真考察梳理了这一时期政府的外交文件后得出结论:对于大战,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采取着主动姿态。从大战伊始,段祺瑞政府就责令对外人员每日收集大量情报,掌握欧战最新动态,以备随时调整外交政策。以梁启超、陈独秀、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领袖们更是密切关注战事,积极撰文鼓吹,探讨大战为中国带来改变的可能性。尤其随着德国在大战中日渐颓势,美国的态度逐渐倾向协约国,精英们更坚定了参战的信心,希望在欧战中大显身手,获得战后平等地位。 参加战后的国际会议,自然是中国挽回利权、洗刷耻辱的不二法门,中国的一切外交政策也正是以此为指针的。众所周知,和英日俄等列强相比,德国远不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中德关系甚至相对融洽。但由于德国败局几定,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才可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获得牢固地位。作者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策略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渐成熟的结果。 不过,由于东西方列强的干涉,中国派兵赴欧迟迟不能成行,“以工代兵”就成为中国参战前后的对欧的主要策略。作者再次对华工出洋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十几万名华工赴欧,为大战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极大地减轻了协约国的压力。同时,“华工对他们自身和中国、甚至世界也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具有新思想新视界的新人,欧洲之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加深了对祖国的认同。这样看来,中国参战引起的这一意想不到的效果,和20世纪初中国寻求国际认同的思想主流,竟恰当地不谋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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