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戍，《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奥两国正式宣战，后世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多半对中国的参战作用持否定评价。美国史学家柯伟林在1997年第2期的《中国季刊》上撰文指出:“人们可以阅读到有关一战的大量史籍，但未能明了中国参战的史实。”美国军事史家约翰基根在名作《一战新论》中，同样完全忽略中国在大战中的作用。
    事实的确如此吗？
    美国卡拉玛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徐国琦在其近作《中国与大战》一书中否定了上述传统观点。通过对一战前后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考察，他认为，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形势所迫，而是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目的是通过参战，逐步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在作者看来，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精英的迫切要求。因为自晚清以来，两个世界的激烈碰撞，导致旧有的儒家统治秩序的崩溃，中国被日益边缘化，精英们逐渐放弃旧有的中央帝国观念，试图在新的国际体系下寻求国家认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领土和主权的残破，更使精英们积极促进中国融入世界，谋求重振中华民族，一洗半世纪的耻辱，和列强平起平坐。
    他认为，对中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绝佳。中国新式外交群体随之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研究中国应持的政策和立场。徐国琦认真考察梳理了这一时期政府的外交文件后得出结论:对于大战，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采取着主动姿态。从大战伊始，段祺瑞政府就责令对外人员每日收集大量情报，掌握欧战最新动态，以备随时调整外交政策。以梁启超、陈独秀、张君劢为代表的文化领袖们更是密切关注战事，积极撰文鼓吹，探讨大战为中国带来改变的可能性。尤其随着德国在大战中日渐颓势，美国的态度逐渐倾向协约国，精英们更坚定了参战的信心，希望在欧战中大显身手，获得战后平等地位。
    参加战后的国际会议，自然是中国挽回利权、洗刷耻辱的不二法门，中国的一切外交政策也正是以此为指针的。众所周知，和英日俄等列强相比，德国远不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中德关系甚至相对融洽。但由于德国败局几定，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才可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获得牢固地位。作者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策略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的对外政策逐渐成熟的结果。
    不过，由于东西方列强的干涉，中国派兵赴欧迟迟不能成行，“以工代兵”就成为中国参战前后的对欧的主要策略。作者再次对华工出洋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十几万名华工赴欧，为大战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极大地减轻了协约国的压力。同时，“华工对他们自身和中国、甚至世界也有了新的认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具有新思想新视界的新人，欧洲之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加深了对祖国的认同。这样看来，中国参战引起的这一意想不到的效果，和20世纪初中国寻求国际认同的思想主流，竟恰当地不谋而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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