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学读者一提起作家杜鹏程，就联想起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这很自然，也合乎情理；然而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也只看重《保卫延安》，而忽视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在和平的日子里》虽然篇幅短一些，但它的思想比《保卫延安》更深刻，艺术上更成熟，其作为悲剧的开创性价值更不容忽视。
    《在和平的日子里》最初刊发于1957年8月号的《延河》，仅有4.7万字，而（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6月推出的单行本，已发展扩充为9万余字，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时，又增至13万多字；1977年12月的刊行本，又作了不少修改。
    我认为，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第一部成功的悲剧作品。或者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悲剧的开山之作。这部中篇作为悲剧，当属传统的悲剧作品，即英雄悲剧或性格悲剧，“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坛的悲剧作品这一范畴有新的发展，有所演变与扩充，除过英雄悲剧、性格悲剧，还出现了普通人的命运悲剧、生命的悲剧以及悲剧的变调等。
    这部中篇所囊括的悲剧冲突较为丰富，诸如外孙常飞走向生活的歧路给外公老工程师张如松所带来的悲剧，小刘之死给韦珍所形成的爱情悲剧等等，不过，作品中主要的悲剧冲突是阎兴、小刘与梁建的冲突。
    悲剧矛盾冲突应该具有真实的完整过程。如果悲剧只有悲剧结局而缺少冲突的发生、发展过程，悲剧冲突就无以充分具体地展开，悲剧的生活依据也难以表现，也就失去真实性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一般地说，悲剧冲突要经历发生、发展和结局三个环节。这部中篇是从桥墩返工事件开始的。此前由于工伤事故的处理而引发的梁建与小刘的冲突是虚写，是冲突的铺垫和酝酿。梁建一出场，就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烦躁得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只得形单影孤地彳亍于嘉陵江边。他回忆起了半个月前工程队党委会议上，施工组组长小刘提出、几个年轻党委委员要他为“伤亡事故”负刑事责任，他不接受，负气扬长而去。工程队党委书记阎兴和他交谈，而他认为所以发生伤亡事故是由于赶工期、要求“七·一”接轨，是“你逞英雄，让我坐蜡！”阎兴说明情况并表示了对他的观点不同意，二人话不投机，后来阎兴又指出梁建思想状态的危险，梁建亦未考虑这一严肃批评。这时，阎兴、小刘与梁建之间的冲突开始酝酿。
    第二章，五号桥墩的混疑土工程不合质量要求。老工程师张如松要炸掉重做，小刘说明了这桥墩是在梁建指导下做成的，阎兴同意了老工程师的意见并决定展览以教育干部群众。在这里，阎兴、小刘与梁建的冲突发生了。第三、四章，暴风雨到来，江水猛涨，韦珍报告坐镇办公室的梁建须加固大便桥，而梁建却不负责任地把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工作敷衍塞责的常飞，事后阎兴找他询问情况，他不如实反映，这是冲突的发展。
    第五章，由于梁建的渎职，大便桥冲断，施工的万名工人被隔到江对岸，处于与队部失掉联系的困境，老阎被迫做出让小刘冒险过江的决定，这是冲突的高潮。第六章，洪水消退后，工期推迟，小刘因渡江染破伤风不治死亡，悲剧冲突如此结局。
    小说悲剧冲突过程的完整性固然出于作家的艺术加工但绝不是人为的虚假铺排，而是有着社会生活的依据。悲剧冲突具有无可怀疑的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场冲突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与封建的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的斗争。阎兴们胸襟宽阔，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开国不久国家“建设力量和建设资金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在这里施工修铁路，这说明这项工程的重要。这项工程不仅为经济建设所必须，而且“我国劳动人民会因此而更加自信，全世界的人也会因此而更加理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我们的伟大事业中获得信念和力量”。所以，他们认为不能不慌不忙地干活而必须赶工期、抢时间。
    梁建却目光狭隘，囿于一己的利益患得患失，消极怠工，以致铸成大错。他投身抗日的烽火，是因为“那时节，国破家亡，无路可走”，为了“有死里求生的希望”。如果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只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思想，这并不足奇，也无须苛求。但是走进革命队伍十余年这种思想未从根本上得到改造，就必然给革命或建设事业带来危害。他由认为转业可以大显身手，“捞一把”，转而认为是“倒霉”“吃亏”，应该尽早脱离这个环境。从表面看，这是两种极端的行为，实际上根子是一致的，这就是未经改造的小生产者的利己主义。他的这种思想反映到工作上，形成了工作的严重障碍。阎兴说得好：“在这工地里，要说是和自然界作斗争很复杂，还不如说人为的关系更为复杂。我想过一百次、一千次，假若没有各种各样可恶的坏思想作障碍，我们建设的速度会大大地加快！”除过梁建这一主要的思想阻力外，还有其他消极力量。而阎兴们以国家的建设事业为重，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维护党的建设路线，这两种思想势力形成了必不可免的冲突。
    中篇的悲剧冲突不单有充分的必然依据，而且还有具体的、独特的形态。对于悲剧冲突恩格斯的经典定义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事实上，这种悲剧冲突是发生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这种悲剧冲突在减少，而另一种形态的悲剧在增多起来，这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实现这一要求的阻力之间形成的悲剧冲突。《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悲剧冲突即属于此类。这个悲剧冲突的特殊性还在于：阎兴、小刘不是失败或毁灭于敌人之手，而失败或毁灭于代表小生产者旧思想意识的消极力量梁建之手。梁建是他们的老战友或老上级，在战争年代相濡以沫，是血与火中结成的生死情谊。但是在和平年代，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刘曾是梁建的警卫员，他说：“如今，亲人变成了仇人！”
    这出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它所包孕的更为深广的意义。梁建是小生产者思想意识与势力在革命队伍领导层的代表人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于他的障碍，铁路工地某工程队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梁建所代表的势力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建设事业（从风头主义走向消极怠工）。《在和平的日子里》所反映的悲剧象征着我国建设事业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的命运。对此，作家未必有所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忠实于严峻的生活，又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地思考生活，从而使作品包孕了丰富、深沉的蕴藉。
    我们知道，1957年杜鹏程快马加鞭赶写长篇小说《太平年月》，然而西安作协的领导却要求驻会知名作家为作协所办的文学刊物《延河》提供稿件，作为党员作家，对组织的安排不得推辞。杜鹏程从正在写作的长篇《太平年月》中抽出两章，改写成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交《延河》刊物。这个中篇的发表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当代文坛的第一部悲剧确有大胆吃螃蟹的意味。在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但并非一边倒，而是有争论，有的赞美是思想深刻的好小说，有的斥之为“大毒草”，幸而中央高层保了年轻的作家杜鹏程，使他不曾跌入“右派”的深渊。但是，小说还是遭到了厄运，有的电影厂准备将其拍成电影，却遭有关部门封杀。
    杜鹏程不只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顽强不屈的战士。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保卫延安》被封杀乃至由保卫部门监督烧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在如此不堪的环境里，奋笔书写成功60万字的《太平年月》长篇书稿。“文革”中，这部书稿被作协造反派查抄，造反派中的有识之士反对毁坏书稿，而将书稿以卷宗装订成册，实际上起了保护书稿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十几家出版社找到杜鹏程，说此书不必大改，作些文字修订，他们即愿意出版。然而，杜鹏程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作家，他坚决不同意如此出版，他说，经过“文革”很多观念已有变化，要大改小说，乃至重新写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宏图大愿只是一个乌托邦，他后来不只身体不允许，事实上，他的思想观念也与时代有了距离，晚年只得放弃这一计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给年轻人看书稿，写序言等。
    1991年11月初陕西省作协决定给杜鹏程召开作品研讨会，不幸的是，杜鹏程此时病重住院，他在病榻上口述了《我期望着》，由夫人张文彬笔录下来，他在发言中说：“而遗憾和痛心的是，未能给后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可以说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辈人的悲剧。”《太平年月》的夭折是杜鹏程的人生悲剧。中篇小说和作家的人生同时构成了双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