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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凯:我在研究过程中曾去世界各地讲学,我从那些提问环节得知: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货运动”。因此，在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就想了解中国这个个案有什么特殊之处。试图将消费文化收归国有，并对个人选择加以约束的国家，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印度也发生过和中国类似的国货运动，其中的“斯瓦得希”运动（意为“属于本国”）和不合作运动最为著名，也获得了最好的研究。同样，美国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早在英国殖民晚期就已出现了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比如波士顿倾茶事件）。 在中国，国货运动的发起者也经常利用别国的类似运动来鼓动消费者罢买洋货。他们知道其他国家有过“国货运动”，因而主张中国也该有一场国货运动。所以，发生国货运动的中国应该被视为中国具有相似运动的国家中的一员，而不是独特现象，尽管方式不同。 那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 葛凯:简单地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中国的国货运动应与别国对照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的国货运动都以相同方式展开。与别国相比，中国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并未完全殖民化，但它的主权也不完整，比如它无法设定关税。用中国常用的术语来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由于这个原因，这场国货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一手指导的。但这个结论也不完善,历史学家没有研究过许多其他国家的“国货运动”。我觉得别国的学者应该把他们的研究课题同中国的独特之处进行比照。 国货运动，经济上失败文化上成功 在您看来，参与国货运动的主要是哪些人？ 葛凯:我在书里也说了，从民国诞生起，政府就支持国货运动的方方面面。国民党对国货运动尤其在民族商品展览会的扩展方面承担了很多事情，且随着国民党地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的上升而强化。从财政支持国货展览到主办国货年，国民党看到了与国货运动结盟的作用。但国货运动绝不是国民党政府的独创，它可以追溯到晚清以及国民党兴起之前。国民党对运动的支持，使他们的政权正式和非正式地向资本家征税的行为合法化。 此外，大量的经济赞助也是国货运动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推力，在上海主要是来自受到外国竞争者打击的中国企业家。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与国货运动相关联的组织，包括中华国货维持会、市民大会以及国货联合会，他们都由企业家赞助管理。在许多商业与非商业精英的共同参与下，国货运动也很快演变成与学联、共产主义团体以及妇女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 在您看来，近代中国的国货运动是否成功了？它的主要成就在哪里？ 葛凯:国货运动是否成功了？中国的国货运动是否也达到了整合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目的？答案取决于成功的标准。正如我在书中所说，考虑到国货运动所面临的巨大障碍，认为它失败了的观点就会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了。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缺少国家管理职能，比如关税自主权，以及防止外国货对中国进行倾销的真正主权。此外进口货在价格、质量等方面都有优势，舶来品和“时尚/现代”观念之间巨大的关联刺激了对洋货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广大中国消费者群体中，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至少一度是非常脆弱的，中国的爱国主义者要求消费国货的诉求常常被忽略。实际上，国货运动本身不停地恳请不忠的消费者、商人、官员以及其他人注意购买国货的号召，就证明国货运动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但在另外一方面，比如制度、文化、观念传播层面上，国货运动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得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使其国货运动更为有趣。在诸如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是发生在国家层面（加入世贸之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尤其在1949年到1976年之间）。换言之，关税、价格及商品的充分程度一同塑造了消费者的需求。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无法控制关税的高低，它正需要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当然来势虚弱，但比起其他国家，影响已经显著得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