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葛凯像:李媛 绘
    从近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以“抵制”外国货为核心的国货运动此起彼伏，日货、美货等都曾成为愤怒所指的目标。当然，“抵制”外国货不是我们的“特权”，也不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
    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中，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历史学副教授葛凯（Karl Gerth）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葛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国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
    民族国家与中国制造同步演进
    在《制造中国》里，您的一个观点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它是通过消费主义民族化，特别是“中国制造”的国货制造出来的。
    葛凯:我在书中的观点是，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是同时演进的。我觉得不应把“民族”片面强调成完全是心智上的建构，民众是通过实物进行思考的。因此，我认为“国货运动”中的前因后果在民族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主张，“中华民族”的产生并不早于“中国制造”的产生，这两个概念是同时演进的。民族建构的过程包含了对“中华民族”的建立偏好，并对被视作“外国”的东西加以疏远。这种好恶可能是学习的结果，也可能出于强制。这一过程困难重重，需要的不仅仅是梁启超之类的知识分子多写文章，民众更多是通过经验建立观念的。
    一些当年的爱国青年信奉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通过读了某本书或听了某个大学教授的讲座而产生的，他们的体验、他们对中国式生活的反应都起到了作用。比如，周恩来早年在天津念书时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该报不仅大量刊登有关抵制和抗议的新闻，还直接援助了当时的国货运动，《会报》拒绝刊登日本产品的广告，还为刊登国货广告的公司提供半价优惠。因此我认为: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观念，被创立、被传播；它也是行动，被描述、被推广。
    在近现代史上，把国民消费主义民族化，这是中国特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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