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
    近日，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持不同历史观的年轻人当众掌掴。阎崇年年逾古稀，又是文化名人，发生此事，在学界和网络迅
    速引发了大面积讨论，大批平面媒体也进行了事件层面的报道。
    学者遭遇观点抵制的事件近来频频发生，尤以阎崇年先生此次遭袭为激。学者遇袭事件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原因？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
    学者要有“学术立场”？
    应该说，对于此事，压倒性的观点还是谴责打人者的。毕竟当众暴力袭击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容许的。但这样悖情悖理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还引发不同见解。
    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介绍说，因为专业和性格的原因，他本人对阎崇年及其研究并不关心，但他的妻子黄女士（也是社科院研究员）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也曾是阎崇年的“粉丝”，后来慢慢就从“阎粉”成了“阎愤”，黄女士对阎崇年的学术水平有质疑，《明亡清兴六十年》下册在王府井首发的时候，她也去了，当场提了两个问题，指出阎崇年演讲中的硬伤，阎没能给予有效的回应，也不承认错，这让她很失望。除了硬伤外，更主要的是阎崇年对满清的统治过于美化，为屠城、剃发、种族不平等、文字狱、禁海、禁商、隔绝传教士等劣迹辩护，让黄女士很反感，觉得超出了一个学者学术良心的底线和基本立场。
    这位研究员认为，一个学者还是应该以书斋和学术讲坛为根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去电视上讲评书，那是艺人的行为。他对此表示了遗憾，并申明这种遗憾的前提是仍然将阎崇年作为学有所成的学者，觉得学者有学者的专业规范，如果阎就是一个说书人，与学术完全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他也就没任何评论了。由此，他又提出，现在学术和大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桥梁。在西方，这个阶层往往由媒体撰稿人、专栏作者、畅销书作者之类的人充当，这些人借助新闻媒体，又有专业知识，可以很好的沟通雅俗两界。他们很重要，他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但这种工作不应该由学术专业人士来作。正常的模式是，学术专业人士负责创造思想和观点，他们负责传播。但是现在中国的这个阶层还不成熟，公众认可程度也低，只好由专业人士“俯就”，比如科学家写科普小文章，历史学家讲评书。这样一来，雅俗沟通中的非专业（指把握和控制公众影响和传播力的专业能力，一个有这种专业素养的公众人士，应该会比阎崇年更知道如何应付公众挑战和施暴等情况）就发生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近代史专家郭世佑表示，阎崇年印证了他向来主张的一个观点:做历史研究的，如果只做某一个朝代、某一个人，久而久之，往往不知不觉成了那个朝代或人物的辩护律师。认为他们做的事都是对的，都是有理由、有原因的。其实这是有问题的，有原因不一定就是对的。强盗杀人也有理由的，但杀人总是不对的。郭世佑认为，学者应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说话，而且要有学术立场。
    来自台湾的佛教史专家吕真观因为做明清佛教史，也接触了阎崇年的清史研究，发现确实有些硬伤。比如，满清的一大谜案就是据说雍正曾篡改遗诏，指使人将“皇位传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阎崇年否定了这一猜测，他的解释在《正说清朝十二帝》的98页，里面说到:“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于”字。”这一说辞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古文经常用“于”，这并不是简体字，这是简单的文字常识。另外，“祯”字改为“禛”也是很容易的。
    另外，吕真观从他人的评论中了解到，阎崇年遇袭跟他替清王朝（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等）的辩护有关。对此，吕真观称不了解事实，没有作评论，但他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的传媒化是必要的。但如果健全学术的公众传播，需要艰难的实践。
    一些人表示，相对而言，王立群和马瑞芳还基本能坚持一个学者的基本立场，没有抛掷颠覆性观点，作惊人之语。在这方面，有些更大红大紫的学术明星，做的有失学术本分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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