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 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版 定价:58.00元 没有哪个德国人像顾彬先生一样在中国媒体中如此受到追捧———“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高见”使其一举成名。（据顾彬解释这句话是被篡改的）。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阅读与判断，它并不像顾先生的谈话那样缺少学术精神，它有德国人一向以来的严谨态度。作为一部从民国开始讲起一直讨论到20世纪末的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着个人倾向性和异质声音，那是完全与中国本土视角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它值得阅读和讨论。 顾彬的学术洞见 著作中，顾彬鲜明地引用了夏志清“对中国的执迷”的说法。在顾彬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紧密相联的特性其实是与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毕竟世界文学的观念在于超越时代和民族。顾彬的文学史写作，强调两个观察角度，一是迟来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另一个是历史篡改的问题。著作带来的陌生感受首先在于历史分期。顾彬把百年文学史分成现代前夜、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的文学。这显示了他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的认识。著作并未以作家的名字单列出一章（文学革命发生期的三位作家被单列一小节），因为他强调的是总体性历史描述，当然，他规避了以政治立场划分作家团体的通常做法，并不用解放区或白区来指代作家。 此书对很多作家的评价和分析应该被记住。比如茅盾。他认为茅盾被当代许多批评家贬为概念化写作是轻率的。“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中国的文学批评家通常缺乏足够宽的阅读面和相应的外语知识。”在他看来，“让茅盾在今天还值得一读的是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对自我欺瞒的青年人的失败进行反思的勇气值得高度注意，因为在世界文学中他这种做法毋宁是例外而非常规。”他推崇萧红，认为她将潜藏的骚动不安和显而易见的平静相混杂，使家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现。他认为萧红的《生死场》表现的不是一个日本入侵前后的历史中国，而是在中国大陆上人类生存的一个示范性、象征性的场所。对于沈从文、巴金、老舍等小说家，他的看法也别具特色。对于现代作家的评论，虽然有些论述不完全令人认同，但整体而言，顾彬的看法颇有说服力和学术精神。 加了引号的公正写作 顾彬不热衷于讲述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不喜欢当代小说。他感兴趣的是诗歌，他对北岛、翟永明、王家新等人颇为喜爱，在后记中我们知道他和他们是朋友。不过，他忽略了许多诗人，比如于坚的存在，不知于坚与他是否有交往。顾彬没有绕过他并不太喜欢的莫言。他对莫言、余华、韩少功以及王安忆等人的评价是保守而严厉的，远没有对现代作家那么宽容———在前言中，顾彬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们在时间上缺少的是“应有的距离”，我认为这话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当的，他在评论当代作家及诗人时，在“空间距离”上也没有能做到恰如其分。 从著作中可以感觉出，顾彬的写作态度是向公正的方向努力。但是，如果稍微敏感，你会发现他的公正需要加上引号。这从顾彬平时的各种访问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顾彬在不同的访问场合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进行批判———他的立论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出于对文学作品本身是否优秀，而是出于小说家的写作速度，是否懂外语，受的教育是否良好。他甚至拿出过一个论据是，我们德国小说家从不这么快地写完一部小说。此类说法使你无法不想到一个场景:戴着放大镜的德国老大夫，对着一个叫“中国文学”的病人，喃喃自语说，“唉，我们德国人从来不得这种病！”———这种出发点的慨叹和批评无论从立场还是方式都是非学术化和轻率的，这是可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