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越苦难 读者多少了解布罗茨基因为“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和庭审法官的对话曾经在西方广为流传，后来又有学者对“布罗茨基案件”做了详细调查，还出版了专著，事件中的黑色幽默色彩尽显专制制度的荒谬可笑，可是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在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初次被捕时的恐惧，“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也更详细地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中所受的折磨:“第一晚，我旁边单人床上的那个人就自杀了，他切断了血管。”“在那儿人们用各种愚蠢的念头刺激你，将一些药硬塞给你吃。”“你躺着在阅读，突然来了两个护理员，从床上拽起你，用床单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从浴缸拽起，但不解开床单，这种床单就在你身上结成硬块。”“他们用拳头敲你，搧你嘴巴。”难怪阿赫玛托娃曾经感叹道:“他们给我们这个红头发小伙（指布罗茨基）制造了怎样一份传记阿！这经历他似乎是从什么人那儿租用来的。” 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我们暂且说是苦难吧，有人正视它，比如同样有过劳改营经历的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史诗，一种直接的对抗。布罗茨基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俯视乃至蔑视它。诗人米沃什曾经准确地评论过，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不会跟几乎不配享有跟他辩论特权的对手争辩。他却介入一种活动形式，被时间的暴君们解开脚镣的诗艺”。布罗茨基善于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思考这些生活中不期然的苦难或者说恶，1984年在布罗茨基任教的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布罗茨基做了《毕业典礼致辞》的演讲，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恶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不用说那些磨难给他的思考增添了韧性:“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无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僻。”1987年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再进一步，将善恶问题归属于美学的门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提出“‘好’和‘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和‘恶’的概念”。 实事求是地说，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要比这本谈话录更有文学价值，谈话录中的精辟观点在他那些著名的散文中多半更为系统地论述过。但是谈话录仍然很吸引我，因为那些诗人们的故事，诗歌和别的文学门类有点不同，一旦你喜欢某人的诗歌，很自然地就会对某人本身发生兴趣，想象他的模样和言谈，想象他的喜悦和悲伤，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和悲伤。诗歌也许就是人的灵魂的外衣吧，诗歌有多绚烂似乎那位诗人就应该多有魅力，布罗茨基的谈话为此添加了新的证明。布罗茨基喜欢的几位诗人，我也都喜欢，以前只是沉浸在他们各自的文本中，而藉由布罗茨基的谈话，这些人物被串联在一起，恍惚舞台上原本孤立的演员开始发生互动，他们的面目、表情和体态也就愈发清晰了。就像一幅木刻，他们的形象最终凸显在原本平整的木板上，几乎触手可及。 □凌越（诗人，广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