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罗茨基热爱的诗人 四位诗人中，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奥登有过直接的交往，没见过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纯粹是热爱他们的诗歌，可是这热爱也很自然令他去了解他们，那么在谈话中我们仍然获知了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生活中的某些“秘密”。可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秘密呢？众所周知，诗人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说他蒙受了苦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在谈话里，布罗茨基也反复谈到这一点:“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某种次要的东西。”“谈生活———无非是猫抓自己的尾巴，瞎折腾。”可是每个作家都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那么生活和作品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则恰恰是值得我们细究的地方，那里面藏有写作最深的秘密，布罗茨基显然对此亦深有感触，也有很深入的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对一个诗人了解得越多，对他的诗也就理解得越深。 毋庸置疑，茨维塔耶娃是布罗茨基最推崇的20世纪诗人，他在谈话中也反复申明此点，布罗茨基认为茨维塔耶娃是“加尔文式”的诗人，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和意识的十分严厉的清算。沃尔科夫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抖出猛料（对我而言），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曾经参与过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活动，也就是对叛逃者伊格纳季·列依斯的追杀，并说埃夫隆是“最阴暗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间谍。”而茨维塔耶娃“很显然，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接受并支持埃夫隆的”。这个猛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以为布罗茨基的辩护仍然是有力的:茨维塔耶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埃夫隆，并且一直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狗那样”跟着埃夫隆。忠贞于自己———这就是她的行为道德。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直观的恶的教训，而一个诗人是不会随便抛弃这样的教训的。灾难就是灾难，在灾难中可以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茨维塔耶娃对埃夫隆还有愧疚，他们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模样各不相同，他们长得不太像爸爸，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会使她不太急于去充当埃夫隆的法官。后者会牵出茨维塔耶娃私生活的另一面，在中国也许会有刻板的道学家对此会对茨维塔耶娃大加挞伐，可是至少对布罗茨基和沃尔科夫而言，私生活的放纵的确对诗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至少无关作品的优劣。 阿赫玛托娃则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另一个传奇。她的前夫是古米廖夫，20世纪初重要的艺术流派阿克梅派的领袖，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极刑，她和茨维塔耶娃及曼杰什坦姆都是至交，她一生中都不乏仰慕者和追求者（著名的有莫迪利阿尼、以赛亚·柏林），说她是白银时代的皇后也许是恰当的称谓。在阿赫玛托娃晚年，她周围又聚拢了一群出色的年轻诗人，奈曼、莱茵、博贝舍夫和布罗茨基，他们常常去圣彼得堡郊区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拜访她，而阿赫玛托娃会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近作，听取这些年轻诗人的意见。有一个冬天，布罗茨基甚至在阿赫玛托娃住处附近租了间别墅，那时“我确实每天都去看望她，话题完全和文学无涉，谈的是人们之间———我斗胆说一句———是相互的依恋”。在谈话中，狡猾的提问者沃尔科夫提到，阿赫玛托娃对自己儿子的命运是否带有某些冷漠？布罗茨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给予了精彩的回答:“不，生活中恰好没有冷漠。冷漠———如果这句话在这儿一般来说是适用的话———它与创作与生俱来……你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努力营造悲剧的效果，似乎在用这种或那种诗行无意地违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这当然也是布罗茨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