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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在那个时候，公司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其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CEO却变成了跳来跳去的“摇滚明星”，跳一次升一次，管理层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认为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的看法占了上风，而且觉得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CEO候选人的素质似乎已经变得一望可知：“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于是就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理论的直接后果是，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差异，因为“对一个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排名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按照“论功行赏”，管理者的薪酬就应该是千万美元。 这个趋势走到极端，甚至出现这样的逻辑：“股价停滞不前，照理说不应该奖赏CEO。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正是因为股价停滞不前，所以要加大对CEO的奖励。” 所以，克鲁格曼认为，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在社会分配的问题上，“无形之手”应该受到制度和规范的制约。制度方面，体现为对富人多征税以支持社会福利，并且发挥工会的适当作用；规范方面，应该认识到“高层薪酬过高会影响团队的士气，容易引发劳资纠纷”。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 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互相加剧 贫富差距很大，加上社会福利覆盖狭窄，一定会带来不平等。首先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全美教育统计中心有一项调查，对比家庭经济条件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数学成绩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的八年级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自然，自己成绩好家庭经济条件也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最高，令人心酸的却是，自己成绩好可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不如那些自己成绩不好但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 再者是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不平等。富人住在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房子，或者毗邻名校，或者每天送去名校上学。穷人只能挤在没落的内城，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学校。 最厉害的，是缺乏医疗保险。《良知》有一章专门写医疗保险，头一句话就尖锐地指出，“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据说医疗保障市场化可以节省开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私有化，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成为讽刺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里面却最短。除了医疗保障不能盲目私有化以外，克鲁格曼还深刻地指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在许多科技领域超凡出众的国家，怎么会有如此低效的医疗体系？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幸陷入了这样一种体制：大笔的金钱不是花在提供医疗上，而是花在拒绝提供医疗上！” 就家庭生活而言，美国高度的不平等，压低大多数家庭本来已经可怜的购买力。例如因为没有医疗保障，就不敢消费。这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情况。 克鲁格曼呼吁价值重建。他说：“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说，若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当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已将政府据为己有。虽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被披露出来。” 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必须由合适的政治举措来创造，整个过程通常需要三四十年到五六十年。这一点，应该给我们以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