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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规范不可或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整个美国经济中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四十倍，而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三百六十七倍。克鲁格曼认为，决定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应该是社会力量，而不是“无形之手”。当初，是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制度和规范，造就了富裕和比较和谐的美国，今天，是制度与规范的逆转而非晦涩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为什么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为一个居民满意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社会呢？首先是为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灾难性的大萧条中解脱出来，人们普遍认可强调要让社会底层活得下去的运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的罗斯福新政。当美国因为罗斯福新政缓过气来的时候，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强有力的经济管制也有助于压缩过大的贫富差距。 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胜利，使得工会强大的制度现实和“老板收入大大超过普通员工不利于士气”的道义规范深入人心。所以，尽管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胜利都发生在民主党执政的时期，但是随后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并没有怎么偏离这个制度和规范，从而人民能够继续分享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这种情况在里根时代发生逆转。制度方面，首先，以镇压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罢工为代表，工会力量受到政府打击，再则，立法方面一再为富人减税，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酝酿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社会规范方面，上层已经把“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的信念弃在一旁。 体现市场力量的“无形之手”，本身并不懂得什么社会公平。半个世纪以前，大公司不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公司也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CEO变成了“摇滚明星”，在公司之间跳来跳去，每跳一次薪酬就飙升一次。支持这种现象的理论，是说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影响就越大，于是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酬的巨大区别，因为拥有排名第十位的管理者与第十一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这么说，固然公平不见了，似乎还有一点论功行赏的意思，但是发展下去，却出现成为讽刺的情况：股价停滞不前，按照论功行赏本来不应奖赏CEO，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变成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更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