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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 “总体而言，你对美国当前的情况满意不满意？”盖洛普机构在2007年6月这样问道。结果，表达不满意者达到74％。引用这个数据，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人对国家目前的走向深感不悦。毕竟，说明现状还是让数据说话最好。 但另外一些数据，比如GDP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却给人不同的印象，似乎现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境遇应该一直在改善。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键在于，不仅GDP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消遣在这个酒吧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提高到过亿美元。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平均财富”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像《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那样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如果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回到克鲁格曼的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 “无形之手”并非万能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曾经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由于他们的加入，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也不再富裕得那么厉害了。以中坚的中产阶级为参照，那么我们可以把中产阶级以外的两端分别叫做富人和穷人。虽然那个时候穷人的数量仍多于富人的数量，但是穷人已经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和社会认同感，因为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原来中产阶级主导的在国内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使得随后的经济进步只惠及极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至于收入不均变得与大萧条以前的1920年代同样严重，贫富差距重新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 人们把大思想家亚当·斯密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说起亚当·斯密，大家多半首先会想到他曾经在《国富论》中用“无形的手”来比喻市场机制：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大半个世纪以来，各种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都以亚当·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论述开始。经济学家们受“无形之手”如何重要如何了得的说法熏陶已久，他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倾向于怀疑。因此，面对上述收入分配的巨大变化，多数经济学家首先会从市场力量方面找原因。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不平等状况会发生自然的周期变化，而现在只是走到比较不公平的一个时段。根据这种理论，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有钱人的投资机会倍增，而廉价的乡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将工资压低，结果贫富差距拉大；但随后资本变得比较充裕，劳工变得稀缺，工资开始上升，从而贫富差距缩小，出现普遍的繁荣，社会实现中产阶级化。 问题在于，即使上面的论述貌似有理，也无法得到周期变化的结论，何况现实情况与理想假设相距甚远，这首先表现为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以及消费者无法得到全部需要的信息。 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新科技的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另外两个因素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移民。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其他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没有在美国那么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