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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战时，就有人批评说萧红的散文看不懂，也有人批评萧红的作品低沉、阴暗，与抗战无关。相关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把《生死场》当成萧红的代表作略加论述之外，她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长期得不到重视；《马伯乐》从发表到1980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呼兰河传》出版之后几年，茅盾把小说的价值缩减为田园牧歌式的美文加以评论，强调作者的寂寞心态，看不到她的博大的爱，深锐的痛，无视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相反，他寻找美的“病态”，“思想上的弱点”，批评小说在北方人民的生活那里，卸下了封建剥削和压迫，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样“两重的铁枷”。其实，这是很重的两顶“帽子”。他指出，萧红所以如此，是因为“感情富于理智”，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困，把自己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离开来。他批评萧红“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的群中”。从茅盾的批评中可以看到，1940年代早期在延安，中期在重庆，后期在香港，以至1950年代以后多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的简单粗暴的批判的阴影。 《生死场》之后，萧红已经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之下，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书中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 悲剧往往以喜剧的形式再次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一种文艺思潮为另一种文艺思潮所代替。随着“文革”的被否定，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和作品，遭到了质疑和否弃；而一些长期被冷落、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重新受到青睐，有的几至于被捧杀。 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在某些方面纠正了大陆文学史的流弊，却仍然逃不掉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支配，譬如对鲁迅，以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作品的贬抑，便非常明显。对于萧红，夏著在洋洋数十万言中，评价的文字只有一行:“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夏著进入大陆以后，是被大批的学院中人奉为文学史的圭臬的。加以1990年代“告别革命”论成了时髦，于是，三四十年间凡是与“鲁迅”、“左翼”或“革命”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受到轻视，便成了势所必至的事。 就这样，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在卡夫卡的文学词汇中有一个他最喜欢使用的语词，就是“弱势”。他从语言、政治和群体方面进行定义，并强调说:“弱势乃是一种光荣，因为弱势对于任何文学都意味着革命。”萧红的文学，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中，无疑是弱势文学。她既倾情歌哭社会底层的群体命运，却又执意暴露其中的黑暗和愚昧；而且，她是那般恣意地表现自我的个性、思想和情感，而所有这些，又不是属于廊庙、山林、经院、书斋、闺阁，而是属于荒野的、泥土的。她流亡、漂泊在自己的语言当中，写法上，没有一个小说家像她如此的散文化、诗化，完全不顾及行内的规矩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她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可以认为，她是自弃于主流之外的。 作为存在者，萧红有理由无视所谓的“文学史”的存在，而仅仅属意于她的文学，也即弱势文学本身。弱势文学的革命性，它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道主义与自由。这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为稀有的文学品质。 中国文学无论新旧，所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品质。这样的文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多出许多附加物，比如奖赏、谥号、报告、会议、活动，以至“排行榜”一类的小把戏，等等。至于萧红，除了孤绝的品质，她一无所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