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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燃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女性视角的运用，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比如张爱玲，虽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女主角，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期的淦女士、庐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正如她对朋友说的，她一生走的是败路。社会的衰败和个人的挫败既困扰着她，又促她清醒；无数人的苦难和死亡，不断地震撼着她，并召唤她写作。所以，她的大小作品，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原始激情”。萧红的这份激情，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其中突出的是痛觉。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性质，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 描写世界的衰败与死亡，主题本身被赋予了一定的现代主义意味。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萧红无师自通，她没有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里取得任何灵感，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故事还给生活，把空间还给时间。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生死场》第十章只有三行；《呼兰河传》每章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房间，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 小说家昆德拉说:“只有散文，才是生活的真实面孔。”萧红将小说散文化，诗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她和那些沾沾自喜于编造故事的写手不同，为了赢得写作的自由，她必须摆脱情节一类沉重的外壳，抛弃那些过于显眼的手段，所有羁绊梦想的技艺性的东西。她让写作回归本原，让心灵和生活面对面呼吸、对话、吟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用她论屠格涅夫的话说，她正是从灵魂走向本能的。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作家是以作品作为生存的见证的。萧红去世以后，作品被埋没、湮灭自不必说，倘若遭到恶意的利用、曲解、贬损、否定，或竟无视其存在，无异于第二次死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