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书的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70余年，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火。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二战的讨论也越来越少。和几十年前相比，和平不再被人们视若珍宝，似乎可以轻易得到。然而，正如本书后记中所提到的，“直到不久前，德国人仍坚信，历史绝不会重演。但今天，情况已并非如此。今天，他们说，他们希望及时觉察危险，防患于未然，他们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而这种戒心，相对于相信历史不会重演的信念而言，更有助于防止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卷土重来。”
    这种对战争的警惕，不应当只存在于德国。如何不再重现奥斯维辛的悲剧，这个问题从来都不曾过时。《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所述的14段真实而残忍的采访，在今天看来，会打破很多幻想。14段采访背后有14个纳粹家庭，他们代表了战争之后的样子。人们看到的战争结束于硝烟散尽的时刻，但战争带来的影响所持续的时间是难以想象的。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拂去这些生动采访之上的历史尘埃，我们会重新思考：从哪一代人开始可以不再受到战争的影响，或者说从哪一代人开始可以不再有沦于战争的危险。
    以下为本书的序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前不久，我写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这本书讲的是“他人”的事情。
    所谓“他人”，却也并不陌生。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我于1947 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他人”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但这些“他人”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 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因此，我开始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就像是对自己所熟悉的领土的一次探险。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到两种接触纳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种更为可行。我是应当与那些尽人皆知的纳粹分子的后人交往，还是应当四处打探纳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种方法似乎更直接些。一条线索引发另一条线索，时隔不久，我已当面或通过电话同二十五名男女进行了接触，他们的父亲都可谓是纳粹时期的头面人物。
    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这些拒绝同我谈话的人中，有赫尔曼·戈林的女儿，虽然我后来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关于她的专访。并非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会出现在我的书中。我希望我的书同时涉及纳粹的显要人物和普通追随者。只注意纳粹要人的子女会使本书别有一种意味，而这正是我力图避免的。毕竟，第三帝国不仅仅是由领袖组成，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的忠实而体面的政府职员——警察、官员、铁路职工、教师，等等，润滑了纳粹专制的车轮。我的兴趣就在于这些人。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子女：他们如何成长，知道些什么，问过哪些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带着这些秘密生活的。
    就下层纳粹分子而言，我依赖朋友和熟人提供的线索了解他们。如此一来，我与一些自愿承认其父母是纳粹分子的人建立了联系。因为我要采访的是纳粹子女，而非行凶作恶者，所以，我不大留意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我只关心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否把父母当作纳粹分子看待。我没有同他们任何人的父母谈过话。评价父母最重要的标准是儿女的看法。
    本书无意裁断以往种种暴行的轻重。有的纳粹分子，要对千百人的死亡负责，有的只不过是一名小镇镇长，仅仅是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关进监狱。对前者的子女，我并不一定就更感兴趣。我在最初接触一些名声不大的纳粹分子的子女时，曾经犯下一些大错。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挑剔的态度，因此将我拒之门外。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你的父亲是不是著名的党卫队军官？”或“你不是一个纳粹要人的儿子吗？”，等等，却让许多人改变了主意，不愿再接受采访。
    我逐渐明白，必须改变提问的方式。有了最初的经验，我会将一些人的父亲称作“纳粹时代的活跃人物”或“政治上的卷入者”。有时，我甚至许诺可以通过采访来洗刷他们父辈受到的指控。这样，本书便包含了对各色人等的采访，有名人的子女，也有普通人的子女；有人痛恨他们的父母，有人仍然崇拜他们；有人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杀人犯，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或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寻常百姓。我没有费力去为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分类，更没有按照他们的态度去评判他们。这些事情要留给专家去做。我无意自称书中的汇编是科学抽样调查的结果。它不过是杂糅了当今德国和奥地利一些人的生活片断。在我采访的四十个人中，我发现他们对父母的行为反应各异。然而，尽管反应有种种不同，却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
    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或许是，战后的一代人从未亲眼看到他们的父母在纳粹时代如何风光。那些身着党卫军制服、坚信希特勒和最后会取得胜利的容光焕发的“青年英雄”，已经属于历史。他们的子女，只有在照片上和书本中才能感受他们的辉煌。而在战争结束时和结束后，儿女记忆中的父母，却并非如此，在大军进逼下仓惶逃窜，遭受狂轰滥炸，无家可归，求职无门，躲避盟军警方的搜捕，锒铛入狱。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母就是这样一些牺牲品，一场输掉了的战争的牺牲品。一位妇女的父亲是党卫军高级军官，曾在集中营身居要职，她形容父亲时说道：“一个神经质的、战战兢兢的人，整天害怕警察会来抓他。我们四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亲没有工作，又不敢在白天出门。”她问道：“那些应对千百万人的死负责任的权力狂，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吗？我绝对看不出父亲会有那么大本事。”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从来没有感受过父辈的正面形象，除非是在家庭中。父母将自己看作受害者，儿女们年幼时，也接受了这种看法。但他们一旦长大，多少知道了父母在战争时期充当的实际角色，自己往往又成为受害者——受其父母之害。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心态的受害者，虽然战争输掉了，这种心态却在家庭中造就了法西斯主义的氛围。外部环境改变了，德国和奥地利早已成为民主国家，但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深深植根于那些行凶作恶者及其亲友的头脑中。因此，战后的一代发现自己夹缠在外部的民主结构和家庭的法西斯结构之中。
    下面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信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儿子是奥地利青年音乐家，爱上了一位犹太姑娘。
    亲爱的赫维格：
    我今天写这封信，事出有因。星期五，伊娜将要返回法兰克福。此后的几天，你不会很轻松。如果你知道，你的问题同样令我牵挂，我不但用我的心而且用我清醒的头脑来判断你的情况——目前的情况乃至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许你会感到安心一些。我要你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同她分手，但言辞不妨含混些。告诉她，你会写一封信给她。将所有尚未解决的事情、所有问题、约定等，推迟到日后解决，将所有事情搁置下来。我的这个建议，乃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就事情本身而言，有些问题我们两人应当坦率地谈一谈。
    伊娜和你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同样也关系到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谈论、批评、建议、比较……你母亲和我都认为，伊娜的很多缺点，将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克服。我们还知道，你也犯了一些错误。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妨拿来讨论一番，你也听听我们的劝告。但伊娜的出身问题，却平添了一个致命的因素。今天，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全然不似当年。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确实很令人遗憾。伊娜对此没有责任。而讲到伊娜，这个问题必须巧妙地加以处理，最好暂时提也不提，除
    非伊娜强迫我们改变看法和态度。出于同情心，我同意礼貌地接待伊娜。星期五，我还很可能去火车站为她送行。你应当从中感受到我的客观态度。第二，你做出你的决定，我也做出我的决定，而我的决定就是，伊娜离开后，我的大门将永远向她关闭。
    这封干巴巴的信或许有些粗暴，但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另一个原因则与你有关：我知道从长远来说，尽管你有良好的意愿，却仍然难以承受那种势必摧心裂肺的负担。或许在你的世界中，不是每个人都对你持有保留或偏见，但或许你会疑神疑鬼。作为父亲，我绝对有责任提醒你注意事情的后果，明白地告诉你将犹太人带入我们的家族意味着什么。我必须讲明这一点，即使它听起来也许刺耳，或者确实就是刺耳。
    我给你留出时间，劝你也不要着急做出最后决定。你如果决定了永远结束这一段插曲，就请告诉我。我还要提醒你注意一些事情，即可能的法律后果——它们本不一定会发生，我甚至希望这只是我的多虑，但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你们在最初相互通信时，要让我知道，以免由于操之过急或考虑不周，留下可能对你不利的文字。既然你来我这里度周末，我们会有机会讨论此事。眼下平和一些，不可粗暴地对待伊娜。她的处境也不见得很好。但你要慎重，甚至不要提到婚嫁二字。如果你草率行事，你会发现，凭你现在的观念和想法，你完全无力应付周围的势力。
    因此，请你体谅我的一番用心，父之于子，大抵会如此的。
    爱你的父亲
    1965 年4 月6 日于林茨
    又及：对周围的人，只说你的“客人”已经离开，继续完成她的学业去了。除此之外，再不必多言。
    许多年后，儿子在一场音乐会上碰到伊娜，讲了他与父母的这场冲突。伊娜告诉他，她并不是犹太人，他显然误解了她讲的一些事情。但正是这种“误解”，给了儿子离家出走的勇气。现在，他是一位音乐家，主要同演奏传统犹太音乐的团体合作。
    儿女们都感觉他们在代父母受过，但对此的反应，却因人而异。一位二十九岁的学生，是集中营看守的儿子，他称自己就像家中的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民族社会主义的受害者，从内心推究迫害的理由——这些理由在过去的日子里足以将他们与受迫害者联系在一起，而对父母的罪过，儿女们的这种反应并不鲜见。当这些纳粹子女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命运时，这种感受益发强烈。我曾问起一位四十岁的心理学家，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是否与同我谈话有什么不同。她告诉我，我一心想否认她也是受害者之一。她与朋友谈论这一话题时，面对的是同病相怜的受害者，而与我交谈时，却时时想到自己可能是导致这番罪恶的同谋。
    另一种典型的反应是为父辈抗辩。甚至在面对确凿的证据时，一些被采访者仍然情绪激烈，声称他们不会诋毁他们的父辈。一些人试图淡化父辈的行为，说他们是些小人物，他们供职的时代并不曾有过任何集中营存在。另一些人说他们的父母是些极普通的人，其所作所为并不比其他人的父母更糟糕，而且从未虐待过他们，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疏远或者评判父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父母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父母往日的行为。
    与我交谈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犹太人。我会在一见面时就提到这一点，从没觉得他们因此而不自在。然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会谈到我的犹太人身份。多数时候，他们想对我说明，我与我父母的关系，无疑不同于他们，因此我无法理解在曾是纳粹分子的父母身边长大意味着什么。有时，他们甚至会咄咄逼人地指斥我说，尽管我的家庭历经磨难，但我的处境要比他们这些杀人犯的子女好得多。我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受害者与害人者的子女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活在世上，不必担心和怀疑他们的父母战时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一现象进行的科学调查。安妮特·哈恩，一位年轻的慕尼黑医生，曾研究了德国科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她的研究数日即告结束。在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中，充其量只发现了二十份关于纳粹子女心理问题的文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蜂拥而起，一门心思只想给德国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并帮助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从集体的野蛮走向集体的遗忘。
    一位大学教授被人问起为什么在德国人们很少注意父辈的行为对子女的影响，教授回答说因为这个课题不讨人喜欢。但一些纳粹子女无疑在寻求治疗。许多人生活在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家庭中，或者曾经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必须承认，在他们中间，这一现象显然是心理创伤的起因。那些“救治者”如何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面对患者做了些什么？如果他们的培训和科研工作都不包括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关注，他们又能帮什么忙呢？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今天，那些行凶者的孙辈已是上大学的年龄，而孙辈的父母却失去了机会，没能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行凶者的沉默可以制造一座时间坟墓。整整一代人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他们没能消化历史，并因此难以煅造新的民族个性——一种使历史不再重演的新的民族个性。我所采访的几乎所有人，不管他们对其父母的态度如何，都相信纳粹时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卷土重来。他们的猜疑，他们对同胞中前尘旧蜕的意识，连同他们对历史重演的恐惧，妨碍了这些纳粹子女成为充满乐观情绪的公民。
    这些纳粹子女不仅不能矫正他们父母的过失，而且对他们的父母缺乏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认同。父辈的冷漠和沉闷伤害了他们，就算他们了解了过去，也是因为付出了巨大努力。众说纷纭的“冷血症”——父母甚至不会为他们敬爱的元首而哀痛——象征着战后家庭的气氛。子女将父母看作战争的“牺牲品”，反映了他们的实际体验。那些大英雄、导师、超人，摇身变为小人物，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受害人，而非灾难的制造者。人们决不谈论个人的罪过和责任，更不必说身为父母的耻辱。行凶作恶的一代以谎言、沉默和欺骗来应付他们的儿女。在采访中，一位妇女对我说：“母亲哪怕只有一次告诉我她曾是参与者，她犯了极大的错误，她希望我——她的女儿——从中吸取教训，我也会与她和解，即使情况表明她当过集中营的看守。”
    父母的沉默，连同家庭中徘徊的低迷的法西斯情绪，构成了纳粹子女们个人历史的基调。因此，他们将自己看作纳粹父母的牺牲品，并非全然没有道理。
    这些纳粹分子的子女，许多人代替父母扮演了受难者的角色。当讨论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人们联系纳粹时代来看待与政府或政治对手的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一些人将绿党比作纳粹分子，还有一些人将警察比作盖世太保。为了制造效果，人们就要将对手与纳粹等同，而将自己看作受害者。
    行凶作恶者的最大失败，就在于他们不能为历史作证。他们之中的最丑陋者往往成为牢骚满腹的德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多少年之后，他们仍被认为应对纳粹时代的恐怖负责。他们问道，面对世界上充斥的邪恶，不管是俄国人干的还是美国人干的，难道不应当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吗？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的高谈阔论更多地集中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悲剧，却忽略了这一切何以会发生在德国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文明国度。政治家们公开宣称，他们这些1945 年的宦海新人，没有解放的心情，只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人们不停地辩论，是否应当树碑纪念第三帝国的全体死难者，将他们看作战争的牺牲品，而不管他们是杀人还是被杀。这番无辜落败的说法似乎构成了新的民主方向的基础。“老一代”德国人显然没有为“新一代”德国人铺平道路。他们遮遮掩掩，讳莫如深，以至污秽山积，羁绊后人的步履。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因为父母的过去，因为父母不敢谈论这一过去和不愿承认自己有罪而仍在蹒跚前行。他们能否由此迈出坚定的步伐，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