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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的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她的爱是善的，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性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 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这双重视角是本体的，本源性的，又是重叠的，复合的。 作为知识女性，萧红虽然不如西方的女性主义者那么激烈，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但是，在要求男女平等，反抗对妇女歧视、压迫和侮辱，争取妇女的独立自由、自主权利这些方面，她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她没有以传统的伦理观念要求男女的和谐，两性间的一致性，在她看来是只能由“男性中心社会”的瓦解，男性对女性个体的尊重所达致的。所以她认同并赞美妇女对男性的反抗，而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引为耻辱。但是，萧红看到，在中国社会底层，在农夫农妇中间，他们存在着一个更为基本的急迫的问题，就是生存的权利。在这里，生存高于一切。至少，性别问题是与人性、人权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萧红曾经表示过，男性和女性差异不大，也只是在生存这一层面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说，她在女性的视域中，多出了一个穷人的视角。这正是萧红作为一个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于一般的理念上的女性主义者的地方。 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不是来自直接的政治压迫，而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亲属、同学、周围的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正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说，这是一张“吃人”的网；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穷人和女性作为外视角，落在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上面；而作为内视角，则表现为作者的道德立场，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卡夫卡说:“当我们生活的世界陷入不义时，惟有受难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联系。”可以看到，萧红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暴露权势者，反抗“男权中心社会”，控告世界的不义。但是，当她批判穷人和妇女的愚昧和残酷时，那充满愤怒的目光中，却又是含了哀悯的。她清楚地知道，使穷人和妇女的人性劣质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立场上，她作了必要的倾斜。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可以比较一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一贯偏右的作家，如沈从文，也是以表现乡土著名的。他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涉及农村的苦痛，但是，由于在认识上，他一直以原始的、野蛮的、强悍的力量为美，对民俗中的决斗、杀人等残酷的、血腥的行为不但不加谴责，反而加以赞美，这种“力必多”崇拜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判断和道义力量。此外，他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