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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地卷入党争一直以来都是施莱辛格遭人诟病之处，但他对此并没有粉饰、遮掩，而是坦然地面对一切。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M.SchlesingerJr.）去世已半年有余，对于这位性格鲜明、才思敏捷且行事主观色彩明显的学者、评论家，微词颇多，但斯人已逝，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声叹息。历来史学家总是热衷于谈古论今，孰是孰非不亦乐乎，仿佛超然物外以冷峻之眼审视世间万物。然而小阿瑟·施莱辛格却不类常理，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使他一方面见证了美国现代至关重要的两个时期：罗斯福时期和肯尼迪时期，同时也因其过多地卷入政党纷争而非议不断。虽然他已经去世，但立刻对其进行盖棺定论恐怕为时尚早，只有从生涯、著作、政见以及具体的行动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分析，方能做出结论。也许从2007年10月安德鲁·施莱辛格和斯蒂芬·施莱辛格整理其父生前所记的日记并编辑出版的《日记1952－2000》（J9ou%rnals:15965728-28030303）一书中，我们能了解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该书出版恰逢小阿瑟·施莱辛格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毫无疑问，它寄托了家人的无限哀思。 小阿瑟·施莱辛格向来以“新政自由派”自居，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可以说贯穿其生涯的始终。早在1947年，他即与罗斯福夫人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自由派组织“美国民主行动”，成为其迈向政坛的第一步。罗斯福“新政”后，小阿瑟·施莱辛格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助教并不断著书立说，直至三十六岁成为哈佛教授。1961年，他欣然接受即将任职总统的肯尼迪的邀请，担任白宫特别顾问，从而开始了其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时代。在此期间，他不仅目睹了白宫决策的制定过程，甚至曾亲历亲为地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美国当代出现的无数重大事件：猪湾事件、古巴导弹事件、美欧关系的复苏、越战等不一而足。然而他与白宫及肯尼迪总统的蜜月期因后者于1963年秋遇刺戛然而止。痛失好友、伯乐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写下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的一千天》，并于1966年第二次荣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受聘于纽约城市大学直至以七十八岁高龄退休。离开白宫后他依然关注政治，经常以睿智、犀利、饱含激情的语言对美国当代政坛发表有预见性的见解，继续为自由主义摇旗呐喊。1973年在《帝王式总统》一书中，他预见到了尼克松总统行政权力扩张的负面影响。而在2004年的《战争与美国总统》以及为《华盛顿邮报》等撰写的专栏文章中，他也批评了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政策。 《日记1952－2000》（以下简称《日记》）撷取了小阿瑟·施莱辛格一生所记日记的将近六分之一，平均每年十八页（1999年空缺），详细地记录了他在近五十年中的所见所感。 1960年，由于自己助选的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两次败给艾森豪威尔，小阿瑟·施莱辛格转而替肯尼迪助选。对于与自己同龄的这位候选人，施莱辛格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他在日记中写道：“杰克·肯尼迪亲自来访，邀请我周六与他共进午餐。”两人一见如故，肯尼迪夫妇甚至邀请他去野外练习射击。在观看肯尼迪射击一些作为靶子的空可乐罐之后，施莱辛格感叹道：“毫无疑问，杰克是个出色的射手。我想我从未见过杰克如此出色的一面。他温文尔雅、机智风趣、反应敏捷、聪明且富有激情。”之前的顾虑也烟消云散了，他坚信肯尼迪与史蒂文森一样都是值得信赖的良主。在大选前的最后一次集会上，当肯尼迪走出汽车“最亲切”地向他致意时，施莱辛格心中“充满憧憬”。 1961年4月，进入白宫不久的施莱辛格便经历了“猪湾事件”，世人都清楚他曾撰文为其辩护，但在《日记》中他坦陈自己反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只不过在总统的坚持下只得作罢。对此他认为：“那些诸如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观点错误但颇有影响的顾问，要比观点正确但缺乏影响的顾问更能左右大局。”肯尼迪也承认该计划存在漏洞，但他对施莱辛格讲他（经过再三斟酌）“将直接入侵减为大规模的渗透”，就如同卡斯特罗和世界会心存感激。施莱辛格在事后曾抱怨“我们不仅看起来像帝国主义者……最糟糕的是我们好像愚蠢而毫无效率的帝国主义者”。对于战死的古巴流亡者他更是倍感惋惜，“我永远无法忘怀古巴海滩上那些倒在苏军坦克之下的勇敢之士”。如果说“猪湾事件”暴露出的只是处于“磨合期”的施莱辛格与肯尼迪之间的芥蒂，那么后者在“古巴导弹事件”上的果断则让他敬佩不已，多年以后仍然津津乐道。在苏联退却后，肯尼迪说导弹危机并非与苏联圣战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我们对付俄国人之道就是击其要害，但在争端上还须有度。若是一方错误太过于明显，那他终将让步”。虽然有人认为施莱辛格是“热衷权力的趋炎附势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日记》中对肯尼迪的溢美之词，对此他可谓是言行一致。 肯尼迪与玛丽莲·梦露之间的风流韵事历来是野史关注的重点，也衍生出了无数个关于两人关系的版本，不禁让人对这位年轻总统扑朔迷离的情感世界饶有兴趣。《日记》虽没有揭示任何石破天惊的秘密，但从旁观者的角度近距离地谈及对梦露的印象。在1962年8月所记的日记中，他回忆了当年5月肯尼迪生日宴会后在麦迪逊花园广场见到梦露的一幕，“那优雅的、趣味十足且不顾一切的女孩形象将永留我心底。我想我从未见过谁如此美丽，她的举止、机智让我着迷……然而我也觉得她似乎并非尘世中人，（与她交谈）就好像在和水下的人交谈一般……她还是慢慢地进入了闪烁的薄雾中，渐行渐远。”也许作为总统最亲密的人之一，施莱辛格在为他这段亦真亦幻的恋情开脱，毕竟肯尼迪也是人啊。 《日记》中最为悲恸的部分莫过于他在得知肯尼迪遇刺之后的反应，在1963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这一幕：“痛悉噩耗时我正在和凯·格雷厄姆、肯·加尔布雷斯以及《新闻周报》几个编辑喝着鸡尾酒……当我走进烛光摇曳的灵堂，三位牧师正在祷告，我最后看了一眼亲爱的总统，我的挚友。我一度感觉像要垮掉了……他那蜡黄的脸色让人觉得这是假的，并非真实的他。”施莱辛格曾在诸多场合发表赞颂肯尼迪的文章，但像这种饱含深情的内心倾诉也许鲜为人知。的确，作为民主党的元老，他曾见证了该党执政时期几位总统的政绩，罗斯福总统固然在他心中是了不起的伟人，但与他志同道合且知人善任的肯尼迪无疑是一座永远的丰碑，以至于当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若干年后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时，他颇觉难受。《日记》中记述了在1979年的一个周末他与杰奎琳不期而遇的情形，“对于这样一个如此现实的女孩选择嫁给奥纳西斯并过上那种生活着实让人费解。我只能承认她有着不为我所知的另一面”。十几年后他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杰奎琳，“她风采依旧，充满魅力，举手投足间让我感到她对我青睐有加，假如她邀请我去她家赴宴，那我将备觉荣幸，不过我还是对她满怀敬意”，言语间流露出物是人非“时位之移人”的无奈。究其原因，还是对肯尼迪总统的情感在作祟，毕竟他在施莱辛格生命中实在太重要。 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政坛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一方面使施莱辛格陷入了极度的悲痛，另一方面也让他不断地思索。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这位历史学家不禁要问“这个国家到底在发生什么”，自由主义至上的国度仿佛陷入了万劫不复之中。而在鲍勃·肯尼迪倒在刺客枪口下之后，他更是伤心不已，在《日记》中他写道：“约翰·肯尼迪总是一个颇为尖刻的怀疑论者，洞悉复杂的事情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鲍勃·肯尼迪是一个信仰坚定者，他是从艰苦的经历中获得对复杂事物的理解力……他很早就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人性化。”他甚至断言，如果鲍勃·肯尼迪当选的话，他将会成为一位比他兄长更伟大的总统，因为在对待一些弱势群体上他更“积极且富有同情心”。实际上太多的“如果”也暴露出六十年代美国人在经历了许多噩梦后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的怀旧，施莱辛格也不例外，希望在鲍勃·肯尼迪身上看到其兄的影子，从而将美国从泥潭里拯救出来。如果说继任者约翰逊总统的政治能力尚能维系大众对政府的信心，那么民主党另一位能力平庸的总统卡特在四年任期内的作为，便让人感叹该党在美国政坛将成为明日黄花。施莱辛格对卡特总统总是耿耿于怀，认为他是一位不称职的总统。当卡特在1980年的党内竞选中击败特德的时候，他写道：“如今对于特德我觉得很遗憾，但也很恼火，因为他居然丧失大好机会而把国家交由平庸的卡特治理四年。”他还将福特与卡特之间的总统选举比作辛克莱尔·刘易斯笔下的巴比特和埃尔莫·甘特利，让人莞尔之余不禁佩服其眼光独到、深刻。 过多地卷入党争一直以来都是施莱辛格遭人诟病之处，但他对此并没有粉饰、遮掩，而是坦然地面对一切。“水门事件”后他力主弹劾尼克松总统，他向媒体表示“在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下其谈话实为下策”，最终让这位共和党总统只得以不体面的方式离开政坛。而多年后当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因丑闻面临国会弹劾时，他又不遗余力地为其辩解，极力反对弹劾，这种强烈的厚此薄彼的做法的确有失公允。在1998年8月5日的《日记》中，施莱辛格解释说他从未想到克林顿从一开始就在撒谎，但又认为“绅士们总是惯于在他们的性生活方面撒谎”。在2000年，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戈尔与共和党小布什的竞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前者曾被媒体批评太木讷，缺乏温情。对此施莱辛格力挺戈尔，“人们说他（戈尔）像木头，也许他们的意思是他如柳树般优雅、桦树般俊朗和橡树般坚韧”，护犊之情溢于言表。 《日记》向世人展示了施莱辛格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解读，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是坦诚的语言背后却显示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字里行间流露出历史深处的记忆。我们仿佛在聆听那位永远打着领结、抽着雪茄的老者用饱含深情的话语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也许他离开后留下的空白将需要后人用漫长的时间来弥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