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声音这样一种抽象的境像，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切口，需要多大的胆量？小说的表达与表现在于，它给我们或给当下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生活的、命运的、人性的和社会的状态，而且是一种与他人小说不一样的异质的状态。罗伟章的《声音史》，正以其独有的对当代乡村图景的感悟和书写，完成了一部既华美丰瞻又凄婉悲怆的文本。因其独特性，雷达称其是近年小说中立意深广的“罕见的佳构”。
    声音是一切生命的个性化表征。即如草本，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只是麻木的人们听不到罢了。但《声音史》的主人公杨浪听得到。小说开头就写：“他……认识里面的每一种声音……能从收拾残瓦时碰出的碎响，识别它们各自的主人。”不仅如此，杨浪的异秉还在于，一只蚊子从十米外飞过，“也能听到翅膀的震颤，并从颤音里判断它的性别”。声音成了杨浪的生命和信念，也成了他的表达与存在，因此，杨浪对声音有着非同寻常的自觉——万物之声成为了他的图腾。他不仅能听，而且“只要听见过，他就能学”，干雷撕裂天空的声音，湿雷击碎云彩的声音，果子掉落和芝麻炸籽的声音，还有各种家畜叫、虫虫叫、山里的十七种鸟叫，以及风走竹梢和树杪时发出的不同哨音，阳光穿越林子时金黄色的细响，村里男女老少说话、叹气、哭泣、大笑和怒吼……他都能惟妙惟肖地模仿。由于此，《声音史》里对于乡村各种声音存在的认知，以及出神入化的描摹，在城市化写作成为主体的当下，便构成一桩了不起的事件。
    《声音史》作为平民叙事的典雅文本，通过“卑微”的生物、“卑微”的人以及“卑微”的想法，为社会注入了新的因子。社会和时代，许多时候就由这些“卑微”建构，它们空间的广布和时间的久长，使之顽强地深入文明的肌理。《声音史》里的杨浪，是在乡村社会破碎之后和之间，试图修补却又无能为力的具像。当千河口村“从十七种鸟叫，后来变成十六种、十五种、十四种，到现在，仅剩四种”之后，对于杨浪，万事万物的声音不仅异变，而且湮灭了。这让人想起鲁迅充分肯定过的《生死场》。在《生死场》里，萧红触及到人的肉身与灵魂相互纠结的母题时写道：“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的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声音史》同样纠结。当杨浪的异秉充分展示时，杨浪是幸福的，但当他的异秉开始退化时，他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就会不知所措甚至是痛苦的。
    小说显现出的象征意味，使主人公的异秉有了真实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杨浪天赋异秉，但在后天生活长期磨砺后异秉退化，让人触摸到的是时代的逻辑性、真实性、鲜活性和疼痛感。这一象征主义的转喻，实际上是历史某一时期的转喻。一部声音的历史，即是当下乡村图景以及人性煎熬且向善的历史。进一步看，杨浪异秉的退化即杨浪终于成为乡村中最为平常的人，乡村的走向在作家笔下变得达观起来。作家于此达观，是作家的道义所在，也是作家的痛点所在，否则，作家不会那么深情而又执拗地去写他的主人公“很早起床，在声音缺失的地方去回忆声音，在声音存在的地方去化入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