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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荒诞的名义:读《风雅颂》阎连科(2)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杨科自己逃出了医院,直奔家乡耙耧山———对,就是在阎连科的许多小说中不断出现的耙耧山(顺便提一句,与“耙耧山”同样眼熟的还有关于“撒尿”的隐喻),不过,这一次此地成了所谓的《诗经》发源地。他去找初恋情人玲珍,但后者早已不是窈窕淑女,倒是县城“天堂街”上的一众坐台小姐成了他的“好逑”。大年夜,他甚至给十二个天堂姐妹(杨科说,就像“十二金钗”)讲了第三堂《诗经》课,把那些诗句写在小姐们的“胸脯上、乳沟里”。
    至此,小说陡然收口:老家的乡亲们渐渐发现这位京城教授混得并不得意,被他摸过头的后生也中不了状元,于是教授被迫回京。彼时他的《风雅之颂》已经被老婆剽窃,家无容身之地。一腔愤懑中,教授先杀人(杀的既不是老婆也不是奸夫,而是既无辜又软弱的、初恋情人的女婿),再夜奔,潜逃路上鬼使神差地找到一座“古诗城”,那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曾被孔子删去的诗句……
    把这个故事复述得如此详细,是为了说明,它的展开,与《诗经》纠缠得有多么紧密,紧密到———作为书评人的我,一边翻书一边窃喜:阐释它有多么容易啊。《诗经》是知识分子的《圣经》(我们先不必纠缠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圣经》,或者,为什么不是《楚辞》不是《论语》不是《易经》),象征他们的精神家园;杨教授遭受多重压迫———校园官僚仗势欺人、市场经济令传统文化贬值、学术腐败,等等,它们一律在情节里有明确的对应。三次讲课形成的前后反差,多次下跪造成的滑稽效果,都是不会让我们太意外的安排,是直接可以兑换成阎连科所谓的“无奈、无用、无力”(知识分子的三大特性)的硬通货。面对压迫,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反抗,只能落荒而逃,到《诗经》诞生的故乡去找回性尊严和文化尊严。性尊严在天堂街,那里的其乐融融基本上复制了中国读书人从“红袖添香”到“路遇狐仙”到“秦淮河畔”的传统梦想;文化尊严在古诗城,这个或许只是发了疯的杨科臆想中的城市到最后干脆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乌托邦,收容全国各地逃来的落魄读书人,与天堂街的小姐们和谐相处。至此,两种“尊严”合二为一,作者最后还留了一个让意义延伸的活扣———当他发现,天堂街那些与他最相熟的小姐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他身边时,他知道,“我的生活就将又如在天堂街上一模儿样”,于是他再次出走,“去找新的古诗城”了。也就是说,在他内心深处,所谓的尊严,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价值,只存在于够不着的地方。好了,意义已经阐释到终极,连“寻找”本身也被反讽了。《风雅颂》工程完美合龙,《诗经》就像奥运开幕式的烟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整座工程的中轴———作者与文本分析师都该满意了。
    那么,读者满意吗?说实话,作为一个具有“书评自觉意识”的读者,我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是荒诞变形的叙事,寓言性的写作,所以,不能拿我平常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去要求小说人物的行为。同理,大段大段冗长的、同义反复的、成语泛滥的描写,一则是阎连科激情风格的延续,二则也可以视为刻意的“诗性”叙事,大抵可与《诗经》形成某种呼应吧……然而,我渐渐发现,虽然整体框架是新的、激动人心的,但其中的各种细节却是简单的、粗糙的、堆砌的、直来直去———甚至公式化的(比如开头的那场抓奸戏,就像是从无数个俗套电影里直接剪切下来的)。当每个细节都那么容易解释(不是逻辑上的解释,而是意义上的阐释),那么整齐划一地服务于主题时,这部小说到底有多“荒诞”,也许就得打个问号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开始揣度“荒诞”在本书中的使用标准。一方面,当情节的逻辑出现断裂,比如校长怎么举举手就可以把员工送进疯人院,玲珍为什么要自杀,教授杀了人以后,在有人目击的情况下为什么可以逍遥法外……“荒诞”成了保护伞,读者因此被剥夺了追究原因的权利;另一方面,当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言行(按照常规逻辑衡量)应该出现某些分岔和意外的时候,作者又以荒诞的名义将它们理顺了。“荒诞”成了推土机,在崎岖沼泽的虚构地带轻松辗过。这么一来,事情简单了,主题鲜明了,校长看起来就和村长一样粗暴、武断,精神病院和天堂街也看不出什么本质区别。读者期待的对峙始终没有出现,农村和城市的反差———那些复杂、微妙、细腻的东西———被最大限度地抹平。作者的本意,或许是想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其实从来没有摆脱过农民意识,所谓的“大学”和“城市”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农村罢了,所以将它们变形之后,其实质是相同的。好吧,我承认这未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判断,未必不可以用小说来表现,问题是,如果表面上的层层差异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那么,其“实质的相同”又如何得以凸显,如何才会不苍白,不平板,不流于概念?
    写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小说,惯常的做法是婉转曲折,一层层衣服剥下来。阎连科想闯开一条别的路,不管你西装、衬里、领带、衬衫,统统一撸到底,直接露出苍白惨淡的肌肤来。但是,不知作家有没有想过,或许知识分子的某些固有的特性,恰恰已经烙印在了那一层层的衣服上。一旦抹杀了———哪怕用荒诞的名义———这种复杂性和含蓄性,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这具躯体,就没有了活气,成了可以贴上任何标签的木乃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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