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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恩斯对概率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是对凯恩斯的世界观的最好阐释。 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正是由于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凯恩斯毅然地同古典经济学决裂。他不关注有限资源使用的优化问题，因为在确定的世界中，只要给出目标函数和合适的约束条件，必然能找到最优解，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不需要选择，一切都将按照既定的逻辑发生，人们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凯恩斯所要关注的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人们如何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38年所宣称的:“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1924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做了题目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演讲，这篇讲稿于1926年出版。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根据凯恩斯的看法，“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独立行动将产生最大限度的总财富”这个结论依赖于各种不现实的假设，并要求人们能够事先对经济情况作出预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这些假设显得极为简化和幼稚，既然政府放任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就需要找到它的替代方案。凯恩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理想的替代方案。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表示钦佩，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医治自由放任主义弊病的良方。因此他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将政府的职能极度扩大，他说:“我们必须将那些技术上有社会属性的事情，同那些有私人属性的事情区别开来，政府干预的日程安排上最重要的项目不应该涉及那些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那些落入个人领域之外的功能，即那些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的决策。”（第420页）凯恩斯将政府的职能界定得非常清楚:政府不是去做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而是去做个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政府干预不是为了侵犯个人利益，而是要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 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由他们来对国内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协调，他认为，经济的最大弊病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所造成的，必须“以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贷加以控制，这个机构同时还应当对经济活动的事实进行搜集和传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是通过提供服务和信息，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理性。凯恩斯用政府干预来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反对个人主义，相反，这恰恰表明他要更强有力地捍卫个人主义，他说:“政府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凯恩斯所提倡的是介于政府不干预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哈耶克一直试图将凯恩斯当成一个伪自由主义者来进行批判，然而，哈耶克本人也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政府干预。实际上双方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只不过存在实用性判断的差异，哈耶克强调的是警惕政府的消极作用，而凯恩斯强调的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