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自己的同志”悄悄来到青年音乐家聂耳住的小阁楼上，递给他一个香烟盒，郑重地说：“这是诗人田汉在狱中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请你为它谱曲……”
    深夜，聂耳一遍遍吟诵着慷慨激昂的歌词，脑海里涌起了一个个中华儿女们奋起抗争的画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滚烫的歌词让聂耳心情激荡、彻夜难眠。已近子夜时分，他尽量压低声音哼着、写着，捕捉着在黑夜里像火焰一样燃烧着的旋律。一支伟大的乐曲，就这样在关系着民族危亡的沉沉黑夜里诞生了。
    这支燃烧的战歌就像唤起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号角，从此响彻在中国大地上。在征集新中国的国歌时，这首歌在新政协会上获得一致通过。高昂雄壮的旋律，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耳边和心头，时刻都会唱响和飞翔起来。
    聂耳是云南省玉溪人，1912年出生在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他原名聂守信，后来之所以改名为聂耳，据说就是因为他的耳朵特别灵敏，1918年，他在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念书时，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
    在聂耳的幼年时代，他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不久，父亲去世，药店由母亲经营，原本殷实的家境开始中落。所以，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着算盘算完账后，便是叹气和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的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聂耳很着迷。
    正是从母亲唱的歌中，聂耳知道了蔡锷这个名字。蔡锷将军在云南讨袁护国的壮举，在少年聂耳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6岁那年，聂耳背着家人偷偷报名参了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来他又去投考黄埔军校，没有录取。不久，他被军队遣散，从武的道路就此中断了。1931年4月，聂耳考入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第二年11月，他进入著名的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参与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的活动。
    聂耳曾在北平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他穷得买不起一件棉衣，却经常深入生活在天桥底下的贫苦艺人中间，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聆听卖嗓子、卖武功艺人的叫卖声。
    在上海期间，他也经常踏着晨霜夜路，深入工厂去体验女工们上班的辛苦，还与小报童们交上了朋友，从而创作出《新女性》《卖报歌》这样的歌曲。没有稳定的居处和起码的创作条件，他在上海用了一年的时间苦苦积攒，才买回了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本来就是一位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入党之后，他用音乐做武器投入了伟大的抗战救亡的洪流之中。他创作的《开路先锋》《卖报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一首首激动人心的战歌，带着振奋人心的力量，飞向了抗日战场。这些作品都来自他深入社会生活最底层所获得的感情与素材。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里写过这样的话：“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令人惋惜的是，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首次在银幕上响起时，年轻的音乐家已经不在人世了。音乐家死了，但是他留下的音乐永远不会消逝。伟大的《义勇军进行曲》，将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饱受挫折而又自强不息的历史与精神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