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纯深译《自深深处》和孙宜学译《狱中记》。
    一百多年来欧风东渐，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名著总是跟某个翻译家联系在一起，远一点的，如翻《尤利西斯》的萧乾，译《堂吉诃德》的杨绛，翻莎士比亚的梁实秋，近的，如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王道乾，译博尔赫斯的王永年……但有的作家和作品就没这么幸运，虽然译者多如过江之鲫，但称得上经典的却少之又少。比如米兰·昆德拉和卡尔维诺的小说，学者译过，小说家译过，可难服众口；再比如王尔德，百多年来不知惊动多少才子大家，译秃多少生花妙笔，到头来翻译界却一派寥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唯美主义风光不再，恐怕还是笔力不逮。王尔德曾经说:“我知道得很清楚，除非是由一位诗人执笔，否则没有哪个译文可以说能充分地传达出我作品的色彩与节奏。”
    可诗人也未必有这种自信。华语世界“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余光中先生，文笔何其旖旎酣畅，当年译《不可儿戏》却诚惶诚恐，说途中“五步一关，十步一寨”，“身为译者，只有自求多福，才能绝处逢生。”因此，他也只染指了王尔德的两出喜剧:《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另一个曾经翻译王尔德作品的诗人兼剧作家田汉，他翻的《莎乐美》，虽曾名噪一时，但也很快被时代淘汰。
    王尔德的这句话出自他在监狱中写给同性恋人波西的一封长信。波西也是诗人，他曾经试图把法文原版的《莎乐美》翻译成英文，却被王尔德指出犯了不少小学生般的错误，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王尔德在信中提及这件伤心事，是为了向波西说明自己的用心良苦。这封信写于1897年，被视为王尔德在戏剧、诗歌、小说之外的唯一一部写实的散文作品，但它被整体地翻译成中文，却比其他作品晚了七八十年———其中原因，只为他那“在本世纪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几乎在这封信诞生一百年后，也就是王尔德逝世百年之际，才由内地学者孙宜学先生译成了《狱中记》。我读到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版本，十年间，这个版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译者朱纯深也在着手翻译此信，他将标题拟作《自深深处》。
    孙宜学版的《狱中记》，虽也可称为全本，但书名并非译自原文《De Profundis》，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擅自将全文分成了17个小节，又给每节增加了一个小标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样随意的肢解，整体的节奏和风貌便不得不走了样。王尔德的文风，一向是节奏分明的，五步一亭，十步一阁，处处洒落着修辞的珍珠。余光中说，王尔德构思遣词的目的主要在表达意念，而不在情感和感性。而这封长信却恰恰相反。翻开英文版的原信，王尔德式的华美文风扑面而来，依然是锦心绣口，依然是才思闪电，妙想奔泉，但这次，他一方面哀怨沉痛，一方面深情缠绵，一方面心如止水，一方面又心旌摇荡，一方面鸡零狗碎，一方面则高屋建瓴，一方面苦口婆心，一方面又顾盼自得，王尔德可谓披肝沥胆，尽情尽兴。换句话来说，王尔德的情感表达决定了文章的私密性和亲昵性，而王尔德驱遣文字的能力又决定了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如何用中文之美还原英文的文字节奏和情感色彩，种种曼妙幽微，须如余光中所说———纵使才高八斗，也要精益求精，才能修成正果。
    孙宜学与朱纯深都不是诗人，而是学者，一个是同济大学教授，一个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将两个版本与原文对照起来看，很有意思。朱纯深的讲究和谨慎随处可见，比如他在序言中谈到对标题的翻译，如何从拉丁文，从《圣经》，从欧阳修《蝶恋花》，从当代流行歌词，以及从音律和情感等因素考量，最终把书名定为“自深深处”；再比如原文开头，对于单词“myself”的翻译，最终放弃“我亲自”而译作“我自己”，最细微的语素变化，精确地表达了王尔德的小心翼翼，使情人之间的语调更加妥贴，真实可信。
    综观全信，说的都是恋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表达的又多是怨气，王尔德的措辞非常口语化，所用词语信手拈来，既简洁又讲究，既悽怆又深情，词与词之间有小幅度的跳荡顿挫，韵律十足。这种语感，孙宜学和朱纯深译来却大不相同。
    比如:As I sit here in this dark cell in convict clothes,a disgraced and ruined man, I blame myself.
    孙译:当我这个耻辱的被摧毁的人，穿着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我谴责我自己。
    朱译:坐在这黑牢里，囚衣蔽体，身败名裂，我怪我自己。
    又如:when suddenly, unbidden, unwelcome,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fatal to my happiness you returned.
    孙译:但就在这对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你又回来了，突然地，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就不受欢迎地回来了。
    朱译:而这时，突然之间，不召自来，不请自到，在我的幸福生死攸关的情形下，你回来了。
    相比之下，孙译偏重口语化，但有些绕口；朱译则追求语词的文学性和语感的跳跃性，同时简明、紧凑、劲道。凡此差别，贯穿全书。王尔德式语言的特点，最显著的是以简驭繁的功力、化腐为奇的智力以及片言断案的魄力，处处机锋犀利，警句逼人。每每会心处，让人称奇。
    记得七八年前看《狱中记》，既吃惊于王尔德的蚀骨深情，又感动于他的无情剖白，孙宜学先生的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自己常常迷醉于他那种火一般的激情，和对自己痛苦灵魂的赤裸袒露，并会时时惭愧自己的译笔无法完美地表达出王尔德真实的内心……”他还说，“原信就像是优美绝伦的散文，若读不出这点味道，那是因为译者才力不逮。”而今读到《自深深处》，再次震惊和感动之余，觉得朱纯深先生的那句话说得特别好:翻译永远让人处在心智的发展中———这就是翻译的迷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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