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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佛蒙特夏天》这组诗的诞生纯属偶然。它包含18首诗，集中写作于2018年7月——它们原先并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中；而且，在这样的短时间里批量“制造”出这个数量的作品，更是近10年来在诗的歌创作上逐年产量锐减的我所不敢想的。这次的“诗之灵感”得以“意外怀孕”，说起来，首先要感谢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感谢那个叫约翰逊（Johnson）的小镇——在那首《穹森镇的黄昏》里，它被我刻意翻译成了“穹森”，苍穹下密布森林（整个佛蒙特州约77%的面积是森林）的所在。 是的，我在约翰逊度过了2018年的整个7月，《佛蒙特夏天》既写于“此时此地”，更为这个难得的“此时此地”而作。那个夏天，我与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汇聚到位于约翰逊的VSC（佛蒙特艺术中心），作为驻地作家，在那里生活、创作与交流。受惠于亨利·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一个针对汉语诗人及诗作英译专项计划的资助，我和我诗集的英译者、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Stephen Nashef，就这样“组队”来到了被称为“绿岭之州”的佛蒙特，只是，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伐木”或“打怪”，而是就我的诗的翻译进行交流——除此之外，基金会没有对我们提任何别的要求。 自出发开始，约翰逊之行就显得非常地不寂寞。获得基金会赞助、预约了是年7月入驻VSC的中国诗人，还有韩博。我们认识有十年以上了，他是我的诗歌兄长，是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当之共识的朋友。从上海到底特律，从底特律到伯灵顿，再从伯灵顿到约翰逊，我们得以一路同行。而Stephen不止是我的所谓“译者”，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熟识——他和我同龄，除做汉诗英译的工作外，他在他的母语里亦是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约翰逊，因为这两位朋友的存在，以及韩博的译者Catherine Platt的加入，我们这个月过得颇为热闹，足够让以前在这里驻留或后来在此驻留、枯寂地度过夏天的几位我熟识的中国诗人羡慕。 在《佛蒙特夏天》里，《取道树林去河湾》是送给韩博和Stephen的。在组诗结尾的那首、后被《钟山》刊落的《译者之劳》，则为Stephen与Catherine两位辛勤的译者而作。还有好几首诗的灵感与用心（待后文详叙），皆受惠于与他们的交流与同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蒙特夏天》的存在，不仅为纪念那个夏天灵感的意外受孕，更为纪念与这三位朋友共度的“约翰逊之月”而作。 初到约翰逊，每个人被VSC分配了一个卧室和一个工作室。卧室区要与其他驻留作家、艺术家共享各自楼层的洗手间，而每顿饭则在旧日曾为磨坊的一间临河的红房子里解决——我将这个餐饮风格每周一变、有受其他基金会或其他项目“非全额资助”的驻留艺术家担任厨房志愿者的地方，戏称为美国版“人民公社大食堂”。那里的伙食时好时坏，熬到第四周的时候，我终于抑制不住回国的冲动……好在，现磨咖啡管够，而且24小时随时去都可以自己动手制作。 在约翰逊，VSC这个公益性组织有着众多的房产，遍布于以约翰逊主街和基训河（可能得名自《旧约》里伊甸园的第二道河）为轴的一大片区域之中。我们几个的工作室在主街一侧、紧邻基训河的一座旧日教堂内。在由教堂改装的两层楼里——据说此前不久它遭受过一次火灾，在我们到来前刚刚修复完毕——，七八个房间内驻扎着许多的诗人和艺术家，其中不乏犹太人、阿拉伯裔但宣称自己与伊斯兰文化毫无瓜葛的大英帝国公民、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济济一堂，还时不时就一些艺术或诗的话题进行交流，颇有点“和而不同”的味道。在这幢楼以及其他几处建筑中，劳作的诗人与艺术家们的“众生相”以及大家在这座小镇为期一个月的其他生活细节，也经常出现在《佛蒙特夏天》里。 就这样，在佛蒙特的这个夏天，在那间位于旧日教堂内部的工作室里，我陆续写下了收录在《佛蒙特夏天》里的每一首作品。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月初我即已抵达，而《佛蒙特夏天》的第一首诗，落款时间却迟至7月11日——这是它并非我此行的计划产物的又一明证。其实，在驻留的开端，我们的主要任务（与译者就自己诗作的翻译展开交流讨论）就已完成，在来约翰逊前Stephen即做完了我那些诗的全部翻译，如此一来，我们心照不宣地将此行当成了度假，顺便就译稿的修订、补充交换看法，除此之外别无计划内的事。但当时并无写一组诗的计划，又觉得不能完全散漫下去而辜负好时光，所以在驻留的前十天，我一方面沉浸于初到约翰逊的新鲜感当中，另一方面开始进行一些其他的案头工作—— 应某家出版公司的邀约，为《秋灯琐忆》做详注和翻译（成现代汉语）；为前辈诗人、翻译家陈黎当时即将出版的《诗歌十八讲》撰写一篇序言；应《新诗评论》开设的“高校诗歌与新诗教育”栏目之约，谈一谈这十年来我经历的同济诗社；应某家学术期刊的邀约，写一篇谈诗人朱朱新出诗集的论文…… 当那个夏天结束，检点这几项当时着手的事，才发现，其实只有前两项算是完成了；第三项其实只开了个头，酝酿出了一些片段，至于最终定稿，得拖延至回国后的十月；第四项压根就没影了，直接放了刊物和朱朱的鸽子，让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内疚。与此同时，工作室就在我隔壁的韩博，这个月下来倒是做成了很多事：修订了长篇小说《三室两厅》；写完了谈他所经历的九十年代复旦诗社的文章（是的，在这件事上，我们的“东家”都是《新诗评论》）；和Catherine就他的《第西天》的翻译进行了深入有效的交流，并写了一组诗《约于草》。我默默对照了一下：修订长篇比译注一本书可能容易些，写万字长文谈亲历岁月应该比我作一篇三千字的序要投入更多记忆和激情。这样算工作量可以打个平手，而他写下了《约于草》，就胜我一筹了。好在，我逐渐写了《佛蒙特夏天》，至少在篇幅上要比他长那么一点……这么说，我的“精神胜利法”还蛮奇特。 至于与译者的交流？那当然要数韩博和Catherine这对模范作者&译者组合了。对我而言，那是不存在的。因为相互太熟以及早已完成得差不多了，我和Stephen在这方面就变得非常“消极怠工”（但我们交流别的）。在做上文所述几件案头工作之余，他去附近的河湾游泳较多，我去步行一公里外的几家古玩店和旧货店淘小物件较多。作为众生相的其中一员，Stephen还出现在我那首《周末集结令》中——瞧，那位常跑去河边读《天方性理大全》的小哥便是。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夏天，我们倒是与另一位特殊的“译者”展开了极富意味的交流：来自危地马拉的小说家Eduardo Juarez。他对韩博与我的诗充满兴趣，对我们饱含友善与热情，并试图通过与我们两位作者的交流及两位译者的英译稿，将我们的诗转译成西班牙语。在临近教堂工作室的一处咖啡馆，以及坐落于山上某处角落的另一家咖啡馆，甚至山间小路、瀑布和岩石间，我们就诗和小说等问题开展了非常有意思的交流。在这种跨文化交流及二次翻译中，我想对于并不懂汉语的Eduardo来说，Stephen的英译稿还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的。回国半年后，我收到了Eduardo译成西语的、由28首诗构成的我的诗集。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在这份书稿里，除了他的劳作，还凝聚着Stephen的前期工作，以及Eduardo的诗人朋友Vania Vargas在西语里的后期润色。当然，在这些所有的工作里，《佛蒙特夏天》还没来得及变成其他的语种，甚至它的汉语本体，从写就、改定到正式发表，亦隔了一年有余的时光了（2018.8-2019.12）…… 对于在佛蒙特度过的这个夏天，还有一些需要交待的情况，我想偷个懒，直节引一段韩博为他的《约于草》写的文字。如此，这段话既是对我未完成的叙述的补充，也算是对我以上叙述的一个旁证： 7月，至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约翰逊镇驻留……我本想花上一个月时间，借此机会，完成长篇文本《三室两厅》终稿，结果由于工作气氛过于浓郁，一个星期即大功告成，其余时间，悉数便交付于阅读、游泳，与驻留艺术家交流，以及见缝插针地开着Catherine Platt朋友的车，伙同茱萸、Stephen诸友就州内游历，尤其是做出一些令阿拉伯裔英国诗人Stephen所不齿之事——拜访作家的房子，比如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农场，乃至索尔仁尼琴出走苏联之后定居的小镇。 ……我们生活在连环的梦境之中，多数时候，并非主动做梦，而是有如印度创世神话所阐释的那样，被梦所梦见，因深处梦中而无以逃避。 韩博的2018年远比我精彩，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到美洲，步入夏天后与朋友们相聚在弗罗斯特笔下的“波士顿以北”。那里的盛夏宛如仲春，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沉浸在汉语中推敲字句的日夜，更让《佛蒙特夏天》得以诞生。这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小镇直似世外桃源，隐居其间的这一个月则永远定格在了业已逝去的时空当中，如今于相隔一年的岁杪忆及这段时光，不禁怅然若失。 2020年1月于姑苏城九枝灯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