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对于顾彬来讲，鲁迅都是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尺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代表着“中国的声音”。顾彬认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就其形式的严谨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够与作者匹敌。”“思索的勇气和自嘲的能力事实上使鲁迅不仅成为了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这一特征的影响直到语言运用的层面之上都能看得到。”新的语言、新的形式以及新的世界观成为了鲁迅小说突破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一
    在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1945-）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鲁迅（1881-1936）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鲁迅本人实际上也经历了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在德语世界的鲁迅研究方面，波恩有着自己的传统：1939年王澄如（WangChêng-ju,1909年生于贵阳）在波恩作了题为《鲁迅：其生平与著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LuHsün.SeinLebenundseinWerk.EinBeitragzurchine⁃sischenRevolution.Berlin1940,gedrucktinderReichsdruckerei）的博士论文，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有关鲁迅研究的博士论文。其后鲁迅在德国沉寂了50年的时间，一直到顾彬主持翻译的六卷本《鲁迅选集》（LuXun.WerkeinsechsBänden.Zürich:Unionsver⁃lag,1994）的出版。之后顾彬在波恩还培养了一个继续研究鲁迅的弟子——冯铁（Raoul Find⁃eisen,1958-）教授，他在2001年出版了篇幅达820页之多的《鲁迅：著作、编年、文献》（LuXun:Texte,Chronik,Bilder,Doku⁃mente.Basel2001）一书，可以说波恩使德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和翻译达到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1994年，顾彬在瑞士的联合出版社（Unionsverlag）出版了他编译的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这是德语世界首次如此大规模地从中文原文翻译鲁迅的著作。顾彬在序言中指出：“每一个译本都是对原著的一种阐释，并与译者本人的理解及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他对以往的译本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指出这些译本漏掉了一些看似无足轻重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字眼：例如：《呐喊·自序》中的第一句话：“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不论是卡尔莫（JosephKalmer,1898-1959）、霍茨菲尔德（Johan⁃naHerzfeldt,1886-1977）的德文译本，抑或是杨宪益（1915-2009）的英文译本，都没有将这个小品词“也”翻译出来。而这个“也”字不仅表现出了过去与现在时间上的转换，同时也表达了处于热情和失望矛盾之中的叙事者的内心。从这个翻译的细节，可以看出顾彬对鲁迅作品理解的深入程度。
    顾彬认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就其形式的严谨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够与作者（指鲁迅——引者注）匹敌。相似的情形只有在国际语境中才能找到。”他在译后记中写道：“思索的勇气和自嘲的能力事实上使鲁迅不仅成为了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而且成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家，这一特征的影响直到语言运用的层面之上都能看得到……”顾彬认为，鲁迅没有他同时代人的幼稚，“正是他（指鲁迅——引者注）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新的语言、新的形式以及新的世界观成为了鲁迅小说突破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二
    对于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性”（日语：“国民性”koku-minsei）的分析与批判这一点，顾彬认为，“对于自己国人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它是与1902年的梁启超和他关于‘新民’的思考相关联。从思想史上看，这位改良者是受到日本对赫尔 德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接受的影响，‘国民性’这个概念就是从日本被引进了中国。”因此，“国民性”的概念是从梁启超的“新民”而来，而“新民”又源自日本对赫尔德“民族精神”的翻译。作为文学史家的顾彬所做的类似于“溯源”的工作，对于弄清楚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国民性”的一个方面来理解鲁迅的话，显然是太片面也太过肤浅了。顾彬在分析《阿Q正传》的时候提示我们“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不能过度相信叙事者，也不能过度相信作者在后记里的说法”。他根本不认为阿Q身上所具有的“精神胜利法”等是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的体现：“阿Q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代表性甚至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例如其他文化里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具有他的‘精神胜利法’。在此意义上阿Q也就是每一个人，鲁迅给所有的非中国人也都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见证。”这样的阐释我想也超出了鲁迅所塑造的阿Q形象的初衷，并不存在一种以往所认为的作者赋予文本的唯一的“终极意义”。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2002）指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顾彬认为，一位好的作家重要的是能够为他的语言负责。在论述鲁迅和周作人（1885-1967）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时，顾彬写道：“仅仅在语言这方面就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和周作人文风之优雅迄今无人能及，更谈不上超越。与此相比，1949年后大多数作家的语言贫乏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顾彬有关中国现当代作家语言的论述也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顾彬认为语言问题不仅仅是作家的问题，对外语的掌握同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视野的体现。在论述到茅盾的创作时，顾彬写道：“茅盾被当前新一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轻率地贬为概念化写作的代表。而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中国的文学批评通常缺乏足够宽的阅读面和相应的外语知识。”
    顾彬对杨宪益夫妇的鲁迅译本很不以为然：“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摆在他们眼前的是杨宪益夫妇的还是约翰纳·霍茨菲尔德漏洞百出的版本。”他之所以重组人马再次翻译鲁迅的作品，是因为他对以往的译本实在不满意。对像布赫（Hans ChristophBuch,1944-）这样的作家只能从英译本转译部分作品的做法，他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而对上文提到的卡尔莫，顾彬的评价是：“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包含着粗浅的理解而行文不畅的版本而已；繁杂的语句被改写或是被删除掉了。无论是原文的优美还是它的思想深度都不能从阅读中得到体察。”顾彬进而对这类充斥着大量错误的翻译表示了他的怀疑态度：“在难于理解但对解释来说显得举足轻重的段落里出现的大量细微错误常常使翻译的可靠性受到彻底的怀疑”。
    三
    顾彬在翻译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尽管认为当时大陆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四版，1981）的注释可供参考，但同时也表示出了他的批判性态度：“它们（指注释——引者注）常常是意识形态化的，离题太远而重复冗赘。”更让顾彬不理解的是，这个版本省略了很多的内容：“许许多多的引文和影射没有给出注释，或许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或许由于相关的文献还没有公之于众。”正因为如此，顾彬同时使用了日文评注版的《鲁迅文集》（竹内好译，筑摩书房，1976—1978年）。
    针对中国大陆由于政治需要而对鲁迅的故意抬高，以及海外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无端贬低，顾彬的观点是：“既反对视鲁迅为纯粹革命的正统观点，也反对将鲁迅看作虚无主义者的反教条主义观点，我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理解。时代精神的批判性分析无疑是贯穿鲁迅作品始终的一条红线，而长久地坚持独立性也使作家付出了代价：寂寞、厌烦或者说是无聊和苦闷。”对于中国来讲，顾彬认为鲁迅的意义在于创造了文学的语言，而对于西方来讲，则在于摆脱了服从精神：“马奈·斯珀波通过其写作所要求的那种对乌托邦终会破灭的毫无保留、不加粉饰的洞见，似乎在作为作家和人的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中得到了试验。”
    顾彬善于捕捉中西诗学的异处，他同样善于将中国文学特殊的审美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展现在德国的读者面前。在鲁迅那里，这一独特的写作方式有时并非是中西的差异，而更多是传统与现代的不同：“面对不再是确定的，也不能确定的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复杂问题，现代作家采取了一种写作形式，他不主张终极而主张暂时的东西，不存在‘叙述的过程’，而形象与情绪与感觉的自由无穷无尽状态。世界成了幻想的材料和表演场，语言开始从陈述中解放出来。”
    《彷徨》以及其他的作品所展示给读者的是，清醒之后并没有出路，这是鲁迅一再告诫现代人的窘境。顾彬之所以喜爱中国现代文学，是因为这些文学家们所揭示的现代性。
    四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而这个语境如果脱离了欧洲文学的西方语境，很难理解。因此，顾彬借用了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Gálik,1933-）的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脱离了西方语境就无法被理解，……脱离了上述那种语境联系的这些阐释必然失之肤浅，它们拘泥于文本的内部分析并不能给中国文学赋予多少思想史的深度，而只有具备一定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顾彬举例说，鲁迅作品中的“呐喊”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AufrufzumKampf”（为战斗呐喊），或“Aufschrei”（呼喊）抑或“Applaus”（呼吁），而是从《圣经》的“Voxclamantis”中来，“有人在旷野里呼喊”（voxclamantisinde⁃serto）。顾彬的结论是：“旨在将中国从民族和社会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中国现代派的许诺，一旦被当作了宗教替代品，其后果很可能就是让知识分子翘首期待的一个‘超人’、一个‘领袖’，也就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圣者形象，从而无条件地献身到革命事业中去。”鲁迅铁屋的意象也让顾彬联想到了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将现代性在理性化过程中制造的所谓“钢壳”（StahlharteGehäuse）。高利克同样指出，郭沫若（1892-1978）《女神》中的《天狗》（1921）中的“我是”句式源于《旧约》：“我是自有永有的”以及“我将是我之所是”（《出埃及记》3:14）。因此，如果脱离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的“西方”语境，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很难彰显出来。
    五
    顾彬认为，鲁迅的作品无论是哪一部或哪一篇都非常深刻，但是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发现这些作品的深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日本，抑或是在欧洲。鲁迅自己提出过不少问题，但很少有人敢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他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极端的。顾彬指出，鲁迅有些时候展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架势有些过分，对他所攻击的一批人，实际上应当予以适当的保护。在这个方面，他常常将鲁迅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FriedrichHegel,1770-1831）作比较。比方说，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鲁迅仿佛都代表着真理。当然，每个人都是要犯错误的，对于他们这样的伟人的极端观点，顾彬认为我们也应当宽容一些。黑格尔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提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全都予以解决了。所以，对顾彬来讲，黑格尔怎么看中国其实无所谓，关键是他是否提出了有意思的、深刻的问题。鲁迅也是这样，他有时非常极端，但他提问题的方式也非常深刻。
    对顾彬来讲，鲁迅绝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且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因为鲁迅的思想异常丰富，他不认为至今有谁能够超过鲁迅。顾彬认为，我们今天应当从一个比较宽容的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将他在政治方面的所谓的“问题”放到20世纪全球范围内革命家、政治家背景下来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他跟其他的一些人有很多共同点，他的思想可以跟法国革命，可以跟20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以及理想主义，跟诺斯底主义（Gnostizismus）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视角，顾彬发现了另外一个鲁迅，他不仅对中国20世纪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在鲁迅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法国、德国、苏联等等在思想、政治、哲学方面的各种倾向。
    六
    鲁迅非常重要，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仅是鲁迅。正如夏志清（1921-2013）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新“发现”钱锺书（1910-1998）和张爱玲（1920-1995）一样，顾彬文学史也彰显了以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一些作家和观点。在谈到林语堂（1895-1976）的文学成就时，顾彬指出：“然而可悲的是，几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全都集中在鲁迅身上，常常是遮蔽了而非发掘出现代中国文学的非主流场域。老大师笔下的《记念刘和珍君》非常有名，而林语堂为这位被枪杀的女学生所感到和所谱写的哀伤尽管也感人至深，却少有评论。”同样，对于周作人，顾彬也认为，我们以往把他归于小品文作家，实际上是不恰当的。顾彬以周作人的散文《入厕读书》（1935）为例，据此认为周作人将日本的厕所设想为特别适合闲散生活的场所时，他的称赞就隐含了一种政治基调：而在中国就不（再）是这样。因此，顾彬认为：“人们一直把‘转向’后的周作人归入非政治的作家一类。在此我们也看到，这一类判断是多么不适当。”
    无论如何，对于顾彬来讲，鲁迅都是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尺度。顾彬批评有些中国学者在鲁迅研究中怕麻烦，故意躲避政治。同时也批评欧洲学者的一种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如果一种研究完全避免谈政治问题，那么研究者就不能正面评论鲁迅这个人。他完全看不起有些学者只是编辑有关鲁迅的各种文献资料，让读者在这些资料前面去思考，而不透露自己的想法。一直到最近，顾彬依然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代表着“中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