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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我回复旦去探望我的大学恩师杨乃乔教授的时候，他都会对我说：“佳楠，要去写厚重的东西，要用你的写作介入当前社会的文化语境，如果你的写作只是停留于小女生的闺中私语，这样的写作是没有价值的。” 每一次从学校归来我都带着罪疚感，因为我始终没能写出更为厚重的东西来，以至于久而久之我一提起笔就质疑自己，我这样琐细的碎片化写作，究竟有没有价值？ “过多沉溺于碎片化写作，缺乏全景式的图解”似乎成为评论界对80后写作的诟病，也逐渐成为对80后写作置之不理的最正当的借口，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这些我们在图书馆里触摸了无数次，见到他们时浑身打哆嗦的50后60后作家们，哪一个不是用介入的姿态对中国的历史语境以及当代社会做出反思？与他们相比，自己的写作是何等的雕虫小技？ 反复自我怀疑的结果是我不再回复旦去找杨老师，对我而言这并不等同于逃避，而是我找到了更符合自己理念的路径，在没有取得些许成绩之前，我该做的是默默努力而非拍胸脯表决心。 我的路径是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更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力图用微观的碎片去构建一个宏观的全景，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因为我认同全景式写作的重要性高于碎片化的写作，而是我认为全景式的写作往往依赖一种宏观叙述，其叙述话语往往具有欺骗性；碎片化的写作则与此不同，它仰仗一种内视角，深入人物的内心，透过他（她）的眼睛来读解时代，如果某一个人物既是时代的典型又是时代的特例，那么几个同时代人物的内心故事则会构成一幅时代的群像——这和全景式写作中的不同角色分配不同，每一瓣碎片中的人物可以真正做到互不影响，互不干涉，作者也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呈现每一瓣碎片的主题，我想这才是最理想的复调小说。 其实这个念头萌发得很早，早得我甚至没有觉察到。我先是醉心于我的大学室友的故事，她是朝鲜族人，她的爷爷五六岁时跟随家人从韩国逃至吉林延边，起初因父母之命娶了一个当地的农村妇人，后在公社里遇见一个谈得来的稍有学识的女性便抛弃发妻，娶了我室友口中的后奶奶。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室友如此形容她对亲奶奶的感受：“我是十多岁时头一次见到自己的亲奶奶，她和我爷爷站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一点儿也不配。”这不由让我想起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来，“我的后奶奶晚年非常凄惨，亲奶奶一直怨恨她、诅咒她，预言她的脚会先烂掉，然后眼睛会瞎，最后嘴里说不出话来，听人说后奶奶竟然都应验了”。接着，我想起了籍贯为江苏盐城的高中好友，她常说她家的祖先是太平天国起义时一路逃到了上海，她的爷爷仍有鲜活的记忆，因儿时祖辈总以这段往事来吓唬小孩，“看到男的就拉壮丁当炮灰，去了，就见不着妈妈喽！”最后，我才想起我那素未谋面的外公，据说他尚未迎娶外婆之前迷恋过一位上海小姐，1949年那位小姐举家迁至香港，我的外公为她倾家荡产，换了一批绫罗绸缎乘船追到香港，后因生意失败，铩羽而归……如果这一切的因缘巧合中有半点变化，或许就没有如今的我们。 我为这一切深深地着迷，当这些故事和我的朋友以及我自己牵连在一起，它们便再也不是故纸堆上的一两行墨迹斑驳的记载，它们似乎将逝去的生命重新召唤至我们身边，让我们更熟悉我们的祖先，更接近从前的时代，也更珍惜我们自己。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写下了《狗头熊》。可能很多人小时候或多或少都听闻过长辈唠叨狗熊拍背的故事，但如果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位英姿飒爽，头势清爽，手里总是提着一根斯蒂克的外公，我或许绝不会刨根问底。外公早在我的母亲二十岁高考的时候便过世了，对于他的纪念是每年清明对着他的黑白相片磕头上香，偶尔翻老相簿朋友问及此人是谁时，我回答说这是我的外公，但事实上我并不真正认识他。于是追溯一个与自己关系甚密但却全然陌生的人变成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探案之旅，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代人的印记，出生于无锡的乡村，十多岁只身来上海学生意，自学成才，通晓文墨，最终爱上了一位上海小姐，可惜他的日记本在旧房子拆迁时不知被遗失在哪个红木书桌的抽屉里，三文不值二文地随意贱卖了，不然我可以顺着他的笔迹重新认识南京路，认识外滩，认识那些百年商铺和饭店。就连外公的离世都有着浓浓的时代印记，他家里三个兄弟都因肝病早逝，据说是小时候农村里血吸虫成灾，他们赤裸着双腿站在水稻田里，可能肝脏早已被虫啃噬成窟窿，我的母亲至今仍为此感谢毛主席，她骄傲地说在她的年代里血吸虫终于绝迹了！ 然而那过去的年代同时也是似是而非的，母亲会高兴地说她们的老石库门房子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打倒了另外一户疑似资产阶级背景的人家，和他们对调了房子，翻身做主人，但她也会提到她的姨公不堪屈辱，“文革”的时候钻进燃烧的锅炉，等外公去帮助料理后事的时候听说只剩下白骨一具。 《狗头熊》中抱养的故事不是发生在我的父母身上，但却如此接近。母亲小的时候险些被送走，后得了外公一句“自己的孩子，养不活也得养”留了下来，但我认识的其他人便不那么幸运。我认识的一个跟父亲差不多同龄的叔叔是本地人，家里孩子多，常年饥肠辘辘，哥哥姐姐都跟他说，看，叔叔和婶婶很疼你。确实，叔叔婶婶时不时带着糖果，带着小菜来哄他，有一天他的妈妈拉他进房说了一大通年幼的他难以消化的话： “你叔叔婶婶没有孩子，他们剩下的房子和钱便宜了外人还不如给自己人，你说是吧？” 他才五六岁，只会傻傻地点头。于是那天晚上，他裤子口袋里塞了两块大白兔奶糖，来到了叔叔婶婶家，听话地喊他们作“爸爸妈妈”。 我回家后把这位叔叔的经历告诉父母，才知道大伯母就是抱养来的，不过不知幸或不幸，养父母后来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她一直得到恩宠。而那位叔叔则不同，两年后，家中有了弟弟，他完全沦为帮佣，为了洗全家的衣服他患上夜盲症，半夜起来游魂一般开水龙头洗衣服，早晨起来疲惫不堪，走到天井，却不知道这五彩旗般的衣服全是他梦游时晾的。 再问下去，他叹了口气，只用两句话草草收场：“后来母亲见到我大热天抱弟弟抱出一身痱子，就心疼地带我回家；再后来我的叔叔婶婶一家，连同弟弟，很早就染上恶疾死掉了。” 那个时代于我是陌生的，陌生得就好像“狗头熊”这个光怪陆离的名称，似乎包含了很多意思，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说清。我只能凭借家人身上的蛛丝马迹一一辨认，我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为了还原的想象。 还原式的写作带给我意外的惊喜，我发现一旦我抛弃先入为主的主题先行，我便能真正接近时代与社会，以及在这些时代和社会中生活的人。我和我的父亲关系很糟，好比火星撞地球，一触即燃，随着叛逆期的退潮，我重新审视我的父亲，似乎重新认识了他。我和母亲都讨厌他吃相难看，不仅咀嚼出声，而且像饿死鬼投胎，母亲说：“没办法，他们家都是这样。”真的，就连两位姑姑也是，别看身段苗条，饭量可不小，我的母亲第一次上门就被小姑姑午睡前后各吃一碗饭吓坏了，“不晓得来到了谁的家！”我开始了解父亲的童年，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四个孩子偏偏又都是大胃王，姑姑说我父亲那时候饿得慌，常常去拨钟，明明五点开饭，他拨快十分钟也好。于是，父亲饿狼转世的吃相得到了解释——饿出来的，好比作家苏童在《米》中塑造的五龙一角，家乡的饥荒让他对米产生了疯狂乃至于变态的迷恋。再到我听闻了更多下岗工人的惨状后，我似乎也能更理解父亲碌碌无为的一生，更能宽容地对待他和尊重他，从年轻时候为抢工矿而放弃上大学，到工厂的接连倒闭，再到最后沦为小区保安，他的一辈子不能说是失败的，而只能算太过平常了。 似乎一直到两年前我才理解我母亲一辈子的迁就，她常常说：“你爸爸跟那些成天在外面喝酒、搓麻将的比起来，已经好太多了！”如果是过去，我定讥嘲这是她的自我安慰，跟上面比不行，自然只能跟下面比，天知道我有多后悔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父辈和祖辈太不容易，他们的人生中充斥着太多一纸定终身的决定，正如我的一位友人所说：“如果不学会迁就，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可偏偏上一辈的忍辱负重和这一辈的嚣张跋扈之间相互割据，裂开成豁口，很多父母与孩子之间一辈子都没有能够走近对方。我的内疚就此化为《童言无忌》中孩子对那位无法参加高考的叔叔的误解，化为孩子的母亲对孩子外婆的怨恨；《送子龙蹄》中也一样，阿口的母亲无法理解阿口，阿口也无法认同她的母亲，所以母女之间的爱布满了利刃，硬是将两代人越推越远——这些，都是我所不愿见到的。 大学时代，我曾是语言学专业的叛徒，因而已经忘记了是哪位语言学家的观点，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切实掌握三至四代人的语言变迁状况，从爷爷、父亲，到自己和孩子，幸运的话还可以延伸到孙辈。如果每一代都有人在做这件事，那么语言变迁的图谱就得以薪火相传。我的写作大概也是为了做类似的事吧？从我周围切实的小生活中还原大时代的点点滴滴，我有个执拗的想法，时代印记不仅会伴随置身其中的人的一生，而且还会感染之后的几代人，即使历史真如我们所比喻的那样是激流，也无法如此迅速地裹挟并稀释其中的墨迹或鲜血。现今时事中愈发涌现的物欲横流或许是物极必反的补偿心理，或者可以将范围缩得更小一些，我讨厌父母身上那种遇事默默忍受，常年老实本分甚至遭人欺负也无怨无悔的性格，所以我会极欲证明自己的个性鲜明，主动争取甚至放荡不羁，但我忽略了这些同样是过去时代深埋下的地雷。 时间的纵轴帮助我寻根和理解，时间的横轴给予我启示，教会我宽容。我想用我母亲的同事的故事来为这篇被我写得不伦不类的创作谈作结，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工人，但什么都愿意尝试，前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申请了停薪留职，去俄罗斯跑单帮，批发到莫斯科卖的马皮皮夹克在火车上就像发牌一样地发完了，然而他赚来的巨额钱款最终竟被集市里的一位不具名的大盗洗劫一空，血本无归——多么像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我要让每一个这样的英雄当一次主角，慢慢地我或许就能拼出一幅这半个世纪以来的马赛克拼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