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姜晓明 “老陕张嘉译 本刊编辑部 典型的陕西关中人常被形容为“生冷蹭倔”,这四个字可以用在《白鹿原》 里的族长白嘉轩身上,也可以用在电视剧里扮演白嘉轩的张嘉译身上。 白嘉轩的腰杆又硬又直,他的原型是陈忠实的曾祖父,他“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张嘉译的腰杆“硬度能达到,直度可能差一点。”他更愿意把“又硬又直”理解为精神上的。25岁那年,张嘉译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背渐渐直不了了。作为明星,接受这么多年的采访,张嘉译只在一次电视演讲中提到这个病,“那段时间,每天拍戏的时候,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拿热水从头开始冲,要把整个背冲开,因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这一次,即使被人质疑白嘉轩的腰杆不直,张嘉译也拒绝提起生病:“一说我都不搭理,别老解释这玩意。”十分地“生冷蹭倔。” 张嘉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送礼的概念。但当他知道编剧申捷喜欢喝茶,会拿出一堆茶叶,上好的龙井、上好的太平猴魁,哗哗摆开,像个展览会,然后说你去挑,喜欢的拿走。 张嘉译觉得自己特别不会劝人。可编剧六六曾经讲起,一次她腹中的胎儿夭折,她消沉到有抑郁症倾向,张嘉译不像其他人一样各种安慰,只是送来了大枣、小米等各种土产,又说“人走到世界上,是用来体验的,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在帮助你成长进步”。六六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精神支持。张嘉译却说:“我的话没这么完整!我哪会这么说,她是编剧!” 《白鹿原》 电视剧出品人赵安曾提到编剧鹤坪用“粗瓷老碗雕细花”来形容老西安。用到西安人张嘉译身上,竟也十分合适。” 张嘉译与《白鹿原》 《白鹿原》 有 《白鹿原》 的命 2015年5月20日,电视剧 《白鹿原》 开拍第一个镜头——白嘉轩和鹿三驾马车从城里回到白鹿村。所有人站在一旁,安静地翘首等待,出品人、西安光中影视董事长赵安觉得:真有点宗教仪式的感觉。他清楚记得开拍那一刻是中午11点17分,正好是他生日数字。头一天,制片人李小飚专门去蓝田的六朝古刹水陆庵烧了香,请人算好吉时是9点半到11点半。11点17分,还在吉时范围内。 这一天起头就是阴天。但马上要开拍时,太阳突然破云而出,一片灿烂,一只公鸡高声打鸣三下。编剧申捷激动地大喊“吉祥”。那天的天气确实延续着吉祥,戏拍完,饭吃完,大家回到宾馆睡下,才下起了倾盆大雨。赵安还注意到另一个异象:开机仪式上,每人要手持三炷香拜四方,再把香插入大香炉。此香燃尽却不掉落,香灰弯曲成奇异的形状,团成一大朵花。赵安觉得这太稀罕了,权把这当作上天的祝福。 赵安投资影视十多年,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神神叨叨,开始信命。申捷把自己的口头禅传染给了赵安:“《白鹿原》有《白鹿原》的命。” 早在2001年,赵安就和作者陈忠实签下了《白鹿原》电视剧的改编合同,他形容那天怀揣合同开车狂奔时,“感觉像快活林里劫了皇纲的土匪。”那时,光中影视投拍的第一部电视剧《12.1枪杀大案》正在热播,陈忠实饶有兴致地向赵安问东问西。《12.1枪杀大案》现在的豆瓣评分是9.1。还要等2017年《白鹿原》播出后,光中影视才会再次得到这样的超高分。 也是因为《12.1枪杀大案》,赵安和张嘉译相识。那时,张嘉译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有时也做副导演。他被好朋友刘惠宁应急拉来做该剧的执行导演,带一队人去陕北拍摄。条件差,灯太少,总得抢在天色将黑未黑时拍夜戏,“后来那些跟我们拍戏的警察全都知道了,要‘抢天光’。”拍完二十多天回来,张嘉译再也不肯干执行导演了,“太累了”。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张嘉译与秦海璐 赵安正是野心勃勃时,想“啥戏大做啥”。与《白鹿原》同时推进的还有关于“百日维新”的电视剧,赵安很快得知这个不能做。而《白鹿原》,三年过去,版权到期,立项还是没有拿到。赵安想续签版权,但陈忠实觉得,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谁能批下来我就签给谁,这样也公平。 “大概跑了五六年之后,我就绝望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继续试。”别人要做《白鹿原》的消息不时传来,赵安心态复杂,希望《白鹿原》拍出来,又怕被别人拍出来,“好像这是我们的,谁做都是从我们手里抢肉吃。”又过几年,著名导演吴天明跟赵安说想做《白鹿原》,电影、电视剧都做。“我想他来跑一定没问题。他跑了大概半年,还是做不成。”赵安说。 2010年,赵安终于拿到了立项。却被无数同行说,“民国戏已经烂大街啦,你们已经错过了前几年最好的时候,何况这还是农村戏,收视堪忧。” “真没想到,能改得这么好” 白鹿原南北宽约10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原的北坡下灞河倒流,从东往西。距此50公里,是一百多万年前蓝田猿人拿着粗糙石器的生存地。原的西坡下,有一条从终南山流下的河,叫浐河,距西安约10公里。浐河边上,6000年前生活着新石器时代的半坡人,拿着木器和石器,会制陶和纺织。“距离不过一百华里左右,人类整整走了115万年,就在这白鹿原的东头和西坡下完成了115万年的进化史。”陈忠实曾坐在原上,眺望感慨。 西安人张嘉译第一次看到《白鹿原》小说时二十出头。他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毕业时,他曾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试着留在北京。父亲从西安来北京,带着张嘉译找工作。父亲低三下四,单位领导高傲无礼,张嘉译看着,心里很不舒服。只跑了一家,他就倔强起来,对父亲说:不要给我跑工作了,我回西安。他服从分配,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那几年大学生分配工作后都要下基层锻炼。“可我们本身就是基层了。没办法,先不干本职,去团委坐一年班。”张嘉译白天泡茶、看报、读书,晚上租录像带看片,拿着遥控器翻来覆去看,看遍家附近三家录像带出租店,越看越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那是学校老师传授的最高理想。 《白鹿原》小说上世纪90年代在西安热销,张嘉译从父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来看。他直接用陕西话念文字,觉得特别亲近,没有距离。第二次看,已是近十年后,听说《白鹿原》要拍成电影,张嘉译从家里书架上的两本《白鹿原》中挑出一本再看一遍,年岁的增长让他觉得更懂里面的故事了。 2014年,赵安给张嘉译送来《白鹿原》电视剧的剧本,张嘉译放了一个星期没看,因为“特别害怕剧本写不好,打破了你对小说的想象。”直到赵安催促回话要不要演,他才捧起来看,一看就放不下。七十多万字,厚厚的四大本,比小说的五十万字还长,张嘉译随身带着,有空就看。看完立马给赵安打电话:“我接了。我真没想到,能改得这么好。” 编剧申捷本来没想接下《白鹿原》,他起初只是帮赵安介绍其他编剧,介绍了一圈,遇到各种推辞。“最后(赵安)跟我耍赖,说要不你接吧,你必须接。”原著太高了,对于编剧来说,怎么改编都容易挨骂。编剧界老前辈劝申捷:“那片原太深了,你挖不进去。” 此时的申捷,正想换个活法。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学时,他写的话剧《俺爹我爸》就在人艺小剧场上演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他去做节目,说曹禺先生23岁写出《雷雨》,你比他还小一岁,才22岁。说得申捷心里美极了。《俺爹我爸》上演30场,申捷看了30场。观众看戏,他看观众,听观众鼓掌。 申捷现在已是成名多年的编剧,可回头看看,却觉得自己一直在投机名利。流行警察戏就赶紧写《重案六组》,警察戏被否后,因《大长今》出现,女人戏火爆,就赶紧做女人戏。做了十年,发现这种类有点往下掉,而都市喜剧正在上升期,赶紧找个话题,写《虎妈猫爸》。每个阶段他都成功了。收视率常常第一,豆瓣评分常常七八分。开新闻发布会,他坐中间,演员坐两边,他滔滔不绝,比谁都能说。毕竟,他中学时代就拿过北京市演讲第一名,本来想当外交官的。 “我每天10点半到11点就等收视率,然后出去庆祝,就跟炒股一样你知道吗?这么下来以后觉得找不到方向。”申捷开始读王阳明,他觉得人活着总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想探索那种稳定的幸福感到底来源于什么地方。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理由,来支撑他切割和以前圈子的一切。这时《白鹿原》出现了。 2015年6月16日,陕西西安,电视剧《白鹿原》开机发布会上,陈忠实为开机仪式赠送了一幅字,右为导演刘进 大学时申捷读《白鹿原》,更多被里面的野性和情色所震撼,带着些窥私欲。到2011年再读,他觉得自己经历过了里面各种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他毕业后坚持写了7部话剧,每部写小半年,稿费两三千元,“穷死我了。”就像白嘉轩要守着他的原。他也会像鹿子霖一样投机,而且掩饰得漂亮,“让别人不易察觉地去赚取我的名利。”他觉得自己有时候像鹿兆鹏一样摔倒了再爬起来,或者像白孝文,憋闷屈辱,到最后爆发。 同意接《白鹿原》的前一个晚上,申捷辗转反侧,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多久,不知道会失去什么、面对什么。他提出的要求是跟陈忠实对话交流。他开始不再用手机,也没有微信,连同学都找不到他。3年后,《白鹿原》剧本完成。陈忠实看完后主动约申捷坐坐,向他敬酒。评论家李星说:终于发现一个可以和陈忠实灵魂对话的编剧。说得申捷差点眼泪下来了。 申捷至今没有恢复使用手机。“所以说这部戏收获最大的是我,因为我的生命状态改变了。” 这三人啊,拍完这戏肯定散伙了 《白鹿原》剧组是典型的陕西剧组。谈起剧组里的人,张嘉译动不动就说:“这都二三十年交情了。”前些年刚跟这帮陕西人打交道时,北京人申捷还不大适应。通个电话,对方声音硬邦邦的:“说!”“咋?”连多点儿语气词都不带。申捷怀疑自己哪儿得罪对方了,试探好几回,才确认对方并没有生气。对方只是觉得,咱们已经很好了嘛,还需要任何客套吗? 《白鹿原》拍摄现场,另一位北京人何冰委婉提醒张嘉译,你在片场跟导演说话客气点嘛。张嘉译说:“客气什么?我俩打小就这么说话,从小吵到大。没事儿的,我们有默契,拍戏的时候对事不对人。”张嘉译鼓励其他演员尤其是年轻演员也吵,“要有想表达的欲望。要专注到戏里,激烈地表达。” 导演刘进、制片人李小飚、艺术总监张嘉译大吵,几乎成了剧组一景。三人用西安话吵。一开始还只是就作品争论。后来,人身攻击之类全来了,完全不像冷静时说的“对事不对人”。吵完回住处,谁也不理谁。何冰、雷佳音等自己聊天,说这三人,拍完这戏肯定散伙了吧。没多久,他们又聚一块了。 《白鹿原》拍摄现场,导演刘进和张嘉译说戏 张嘉译认为,这种不用拐弯迎合、顾及面子的表达方法最直接有效。哪怕跟人初次见面,他也可能这么干,比如第一次见妻子王海燕。那是《国家使命》剧组,两人扮演一对夫妻。剧本里,王海燕要说很长一段台词,为此头天准备了一晚上。第二天在现场,张嘉译请来导演,说这台词不准确,删了吧。王海燕使劲忍住火,觉得这人怎么这样,要删就删你自己的啊。 《白鹿原》剧组本来投资1.6亿,后来超了7000万,达2.3亿。这听起来怎么也算大制作了。但制片人李小飚一开始就觉得,我这可不是大戏,人家单集投资500万,我这二百多万,只是人家的一半。 李小飚一上手就开始琢磨着省钱。“我干了二十多年,在算计方面,比一般的制片主任强点,这次只能自己干。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是他们的算法用不成,贵。” 制景、道具不能抠,那就从人身上抠,李小飚自评:“一点没有大组风范。”此剧有九十多位主要角色,在北京筹备选演员,但李小飚连房租都省了,到处蹭地方选演员。李小飚的老板、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都跟他说:太丢人了,去租个房子吧。李小飚说:不要,太贵了,没意义。曹华益还接到过电话告状,说李小飚无知无畏,啥都敢说,完全像个外行。“因为比如说人家演员市价5块,你去谈总要从5块往下谈吧,我张嘴就是1块。”李小飚说。 张嘉译、刘进、李小飚都四处去低价谈演员。李小飚的说法是:“各拿各脸蹭好多次。”张嘉译的说法是:“可能我比较懂演员心理,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你是商业行为,当然谈商业价值。你要体现作品价值,就另外的东西衡量。”张嘉译典型的说服词是:陈忠实以《白鹿原》垫棺作枕,演员不也需要一部《白鹿原》压箱底吗?他们甚至谈成了打一折的演员。 因为没有钱,李小飚不敢叫底下的制片,“叫了给不给钱?我不想坑人家。”他老自己开车或蹭车,一次在北京,等红灯时睡着了,后面人摁喇叭都没听到,有人敲窗户他才醒来。“我本来是个以偷懒著称的人啊,特别擅长用最省劲的方法把任务完成。现在话说叫效率。”到了《白鹿原》面前,都失效了。 “其实我谈不上对 《白鹿原》 很有感情。但陕西的《白鹿原》,要拍时人家不找我,那证明我专业不够。找了我,我干坏了,证明我专业更烂。”李小飚说,“这个戏肯定不如我上别的戏轰动,也不是那么大的戏。这可能是我最不像制片人的一次,但无所谓,我干活不是让别人看的。我干那么多戏,你这第一回采访,我也接受了,搁别的戏早跑了,我不参与宣传。” 李小飚省出来的钱,刘进和张嘉译拿去在制作上豪掷。比如杀青了,已经进了剪辑机房,导演说不行,得回去补拍,可能只是因为一条长街里,白灵闪过的表情感觉不对。比如花八九十万搭个景,拍两天各种不行,“骗着我把景推了。折磨。”李小飚说。比如花很大精力找到老房子,作为剧中的白鹿书院。已经开始复景,摘掉房子中现代的部分,做各种复古的修复。可看到修复后的图片,刘进和张嘉译又觉得不对了。“想象的它是在村子边上,那原本是个家庙嘛,最好是半山上,相对独立,又跟村子有联系。”张嘉译说。美术急死了,哪儿正好找这样的房子啊。不行,就得找。最后在山西一个小村子边真找到了。 为一个围墙,他们跑去南京拍。为一个宫城,他们跑去北京拍。为一个监狱,他们跑去上海拍。一次,刘进和张嘉译看上了甘肃的一片风景,想转场去那拍两三天。李小飚觉得,确实没钱再折腾了,又说不服两位,便自己开车,来回一千多公里,回来给两人看过路费收据,说你们看见没,我自己去的,我也拍照片了,确实景不错,但耽误事啊。“他们最后同意了我的方案,也就是看我可怜。”李小飚总结:“艺术家呢,就是导演、演员这些人,是在规矩里找无限,才有好东西出来,我们制片呢,是在无限中找规矩,要知道边在哪儿。” 即使如此,李小飚在拍戏时从来没跟刘进和张嘉译提过已经超支。“我怕我说了,他们有顾虑。我惟一的私心就是,别让《白鹿原》在我手上臭了。” 白鹿原子民 《白鹿原》的录音师延军也和张嘉译合作二十多年了。前年聚会时,延军对张嘉译说:“小童,你让我觉得特别认你这朋友的一点是,你这二十多年就没变过。”张嘉译很高兴,觉得这个评价太好了。而李小飚评价,张嘉译身上有点江湖义气。他尤其印象深刻,张嘉译记得李小飚带的场工的名字,有时多年不见,还问那谁谁咋样了。 张嘉译2000年离开西安,去北京闯荡,那年他已经30岁了。“为什么那么晚才走?因为在西安过得太舒服了。”张嘉译回忆着,原先的西安,几乎每条街道都有夜市,每天晚上,朋友们光着膀子吃烤肉、点小吃。多年后,他已经成名,回西安了还这样。朋友们说:哎,你穿上点衣服,好歹算个公众人物。 张嘉译把在西安的日子描述得舒心。但小他11岁的表弟姬他记得,当年张嘉译大学毕业后回西安,会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唱崔健的歌。录音机声音放特别大,张嘉译对着镜子大声吼,把小姬他吓一跳。 到北京十几年后,张嘉译和延军等一帮朋友还是能够一个电话就约好两小时后聚餐,有时在家里,有时在饭馆。对北京这个超大城市来说,这是不大忙碌的平常人都很难达到的速度。张嘉译解释:“因为西安不大,我们原先就这个习惯。”妻子王海燕现在都不大习惯张嘉译的请客方式。下午4点,张嘉译可能会打电话说晚上家里来人吃饭。王海燕说,我没准备怎么办?张嘉译说,不用准备,随便打包几个菜吃就行,就图个聚会的气氛嘛。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王海燕跟张嘉译回西安过年时,她惊讶地发现张嘉译父母家每天能来三十多个客人。王海燕总觉得应该站起来招呼客人,张嘉译说你不用招呼,你坐那儿该干嘛干嘛。那才是他们习惯的方式。过年时,张嘉译家备着流水席。馒头和一碗碗蒸菜屯在冰箱里,到了饭点,突然多出十个八个人,也能迅速摆出一桌子菜来,经常一开餐就两桌。 张嘉译喜欢这种乌泱乌泱的大家庭生活。他有四个哥哥、一个妹妹,小时候一起住在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兄妹六人都好人缘,每个人的同学都爱来他们家玩,经常小小的房子里同时挤着好几拨同学。张嘉译记得小时候出去买馒头都是20个起步,买水果也是一大堆。晚上,一家人围着炉子聊天,灯泡照出热烘烘的黄光,让张嘉译觉得很温暖。 这样的生活被张嘉译复制进了《白鹿原》剧组里。晚上,他不时叫来几千串烤肉,都是串好没烤的。在现场架火,让大家边烤边喝酒。有时从西安请来饭庄大师傅,给剧组改善伙食。他们住的酒店顶层,出电梯是个大厅。张嘉译让人摆上两溜桌子,时时有人坐这讨论。编剧申捷对桌上的火锅印象深刻,人来人往中,谁想吃肉就涮点肉,想吃菜就涮点菜,吃累聊累了就进屋睡觉。“像过客一样,那个感觉特别棒。”一次,申捷又进了剧组,很快有人端来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泡馍,原来是张嘉译托人去原下买的,说要让申捷感受一下,蹲在拍摄现场门口吃羊肉泡馍的感觉。 跟如此饕餮形成对比的是,开拍前,演员集体去蓝田农村体验生活,男的劈柴、割麦,女的纺线、擀面,累得半死,却要集体减肥,只能吃不加盐的开水白菜。只有导演刘进可以端着碗口比脸大的海碗吃面,边吃边跟旁边的张嘉译说:“这可是明星擀出来的面。”张嘉译只能捧着一大桶减肥水喝。二十来天体验生活完毕,张嘉译催着大家称重,全组共减了300斤。 年轻一辈的演员几乎都没有经历过演戏前的“体验生活”,包括入行近二十年的编剧申捷。他还没见过演员们如此热情,每天晚上在院子里蹲坐一圈聊剧本。申捷在这里极受欢迎,演员们排着队跟他聊戏,时间得预约。“你们这剧组疯了吗?”申捷的语气估计偏向于惊喜。 正式开拍后,群众演员也让这个剧组惊喜。剧组常常一天用几百上千的群众演员。又不是在横店这样的地方拍,等活儿的群众演员几乎没有,常常整村请来本地农民。有时赶上农忙,人家还得先收麦子。刘进时不时会跟群众演员发飙,讲解这个戏应该是什么状态。旁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打鼓:人家群演肯定想,我就收完麦子来体验一下,怎么还需要飙演技? 这些群众演员的重大优点是惊人地认真。一场朱先生出殡的大戏,天气热到40度,热晕了4个群众演员,其他群众演员仍然在真跪和真哭。“不管是七八十岁还是七岁的,没有一个糊弄的。”扮演田福贤的扈耀之说,“我们陕西人就是,只要答应了那就什么都不会多说。”扮演朱先生的刘佩琦觉得,这些真正的白鹿原子民,敬畏着陈忠实先生,敬畏着朱先生的原型关中大儒牛兆濂。 拍戏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走江湖行当——对话张嘉译 最终目标是做一个表演艺术家 人物周刊:你说《白鹿原》有时候拍完一场戏,过了四五天,演员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会把粗剪的素材调出来看,不行了复景重拍。感觉你们做了一件很复古、很奢侈的事情。 张嘉译:你害怕拿一个东西去对付。确实这次,各个资方老板真是挺大压力,而且真是非常有情怀。因为他们也看到了我们要拍成什么样,看到这些人做事的风格很认真。所以当时也一直在跟他们聊,少赚点,少赚点。他们说不赚钱都行,你们要能拍好就行。 人物周刊:开机的时候你说过,担心观众有没有耐心看这种厚重的剧。 张嘉译:那是前年吧,曹总他们做销售的,说实际上这类题材在市场上不是特别被看好,太厚重,娱乐性不强,没有去迎合。现在的观众都需要迎合了吗?这样的厚重题材对资方挺有压力的,经常会出力不讨好。越拍得深刻,越没有人看。 电视剧《一仆二主》剧照 人物周刊:现在《白鹿原》口碑很好,但收视率不高。你对这样的收视率如何看呢? 张嘉译:挺满意的,挺多人看了。其实我不太看收视率。我问得最多的是身边人。如果这部剧好呢,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会给你发微信,要不好他们看了就过去了,这是最直接的。其实自己拍了什么品质的戏,心里都很清楚。 人物周刊:你好几次说想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或伟大的演员,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想的? 张嘉译:就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要求的。那会儿受影响嘛,天天灌输的就是这个。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将来要做真正的演员,最终目标是做一个表演艺术家。老师教我们的,感觉那是你做这个行业的最高理想。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从张小童改名张嘉译的? 张嘉译:二十五六岁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改名呢? 张嘉译:其实这名早就想改了。原来是一小名,大小的小,儿童的童。用上了以后呢,上学就一路用。小时候还行,越大越觉得这名字叫得越小,老长不大的感觉。因为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一说小,演不上戏,那会儿天天盼着自己赶快三十多岁,这样就能演戏了。 人物周刊:那时候三十多岁最吃香吗? 张嘉译:对,能有重要一点的角色了。等真正到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出现偶像剧了。哈哈哈,又给晃了,点没踏上。所以混到40岁才混出来。 人物周刊:嘉译有什么寓意吗? 张嘉译:没什么寓意。认识的一个大姐帮我改的,当时改了三个名字,我挑了另一个,大姐看了看,说你还是要这个吧。 人物周刊:那你就从了? 张嘉译:对,听人劝,吃饱饭。 演员—副导演—艺术总监 人物周刊:你现在当了多少次艺术总监?应该是从《悬崖》开始的吧。 张嘉译:没几部戏。《悬崖》 《一仆二主 》 《后海不是海》 《白鹿原》,还有现在拍的《美好生活》。艺术总监我不是每部戏都做。很挑剧本,挑喜欢的剧本。因为你不是挂一个虚名,要投入很多精力。 电视剧《蜗居》剧照 人物周刊:做一部戏的艺术总监投的精力,跟你演戏投的精力相比,什么比重? 张嘉译:相差很多。我经常要去演戏的时候,觉得像度假一样。但艺术总监操的心多。如果纯做演员,你可能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你只需要专注一件事情,把自己的角色研究透。 人物周刊:艺术总监是要研究所有人的角色吗? 张嘉译:从一开始定服装、化妆、道具,之后是对剧本的修正,跟导演聊、跟编剧聊,一起共同探讨这个戏的风格…… 人物周刊:因为什么开始要做艺术总监的? 张嘉译:就是平时也爱操心,如果是朋友的戏,就操心操得比较多。当你有话语权,你看到一个好剧本又是朋友的戏,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无所顾忌跟他们聊,提供很多你对这个戏的想法。《悬崖》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挂上艺术总监。那会儿老觉得,挂一虚名,随便挂。那会儿开玩笑,问艺术总监干嘛,我说就管伙食的,哈哈。后来感觉把它做成一个正职了,你既然挂这个名,就得做这个事,操这份心。 电视剧《悬崖》剧照 人物周刊:说到管伙食,你跟宋佳上节目,宋佳就说你把伙食管得特别好,把大家都喂胖了。 张嘉译:实际上每个剧组啊,氛围特别重要。我觉得这就像上班的环境,会影响工作心情。做艺术总监挺费钱的,老得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喝酒,跟他们聊天、谈心。 人物周刊:之前有报道说,你经常在剧组当副导演,状态经常是导演坐那都不用说话,你一个人到处招呼,比导演还忙。 张嘉译:实际上我是副导演出身。我毕业后就干过副导演,自封是最好的副导演。可能你真是特别喜欢这个行业,当时剧务也干过,副导演也干过,都是在了解这个行业。当然那会儿干副导演的时候,刚毕业没戏拍。我干副导演不像他们现在,我操的心比导演还多,典型的爱管闲事。导演坐那,都不用动。 人物周刊:那你有想过当导演吗?你这也差不多算是了。 张嘉译:太累了。电视剧拍起来不像电影,电影可能一天拍一两场戏。电视剧你要完成一个量,有时候一天就十几场戏。一旦进入现场,高强度工作,真是很累,尤其导演,一刻都停不下来,晚上回去还得弄剧本。这样高强度运转三个月,你可能就到一个极限了。我们《白鹿原》拍七个多月,过程中都是相互打气。刘进两次都跟我聊,“呀,我都撑不住了。”撑不住也得咬牙撑过去。当然他到现场去,啪,这一场戏呈现得特别好,兴奋了,就忘记撑不住了。其实这行当呢,在我看来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走江湖的行当。 人物周刊:什么叫走江湖? 张嘉译:就是不停地变化,每次合作都是不一样的,总得在一起磨合。吉普赛人那种流浪生活,我们也差不多。几个月你就换一拨合作的人,就得磨合,大家各自干各自的活。这一年四季的天南地北哪都跑。 倔强的老陕 人物周刊:你拍戏的合作者,说起来都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怎么总是跟这些多年的朋友合作? 张嘉译:人品好。其实你要真正看一个人,要看这人身边的朋友有多少年。二十多年的检验,还认他作朋友,那这人还算靠谱。 电视剧《四十九日·祭》剧照 人物周刊:你是会更倾向于跟朋友合作吗? 张嘉译:不不不,我一定是看剧本。 人物周刊:在剧本都好的前提下呢? 张嘉译:那当然跟熟悉的人。但是其他人我不排斥,你看我合作得很宽泛。还有你看现在电视剧市场上这些导演,一圈都是我发小,都是西安出来的,我们十几岁、二十岁出头就玩在一起。找他们干活的时候,统一的都会特别轴。拍东西不偷懒,真是能够下功夫去做。 人物周刊:你觉得典型的陕西人有什么特点? 张嘉译:倔强。每一个个体都很独立,就像我们三个(刘进、李小飚、张嘉译),为什么我们三个经常吵架?他每一人都会特别独立地思考,你要统一这些人,一定得让他们有统一的认知才行。他绝不会因为你是朋友就同意你,不会被其他的因素影响到。包括现在经常给我们看剧本的周老师,那是老导演,快六十岁了,跟对方一帮孩子吵架。他说一什么事儿,他们都不敢说话,我说你们说呀,跟他吵呀。不敢吵。当然这么大岁数,我现在也不敢跟他吵,怕气出病来。但他就是养成那种习惯,他对于这个东西有想法认知的时候,他一定会表达出来,不会刻意拐弯迎合,顾及你面子。我们在工作当中没时间去找这种工作方法,就最直接的,说不行就不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至于我们那戏拍到一半的时候,何冰老师啊、雷佳音啊,他们聊天说这戏拍完这三人肯定就散伙了,都吵成那样。有时候不光是吵。 电视剧《浮沉》剧照 人物周刊:你们会发展到人身攻击吗? 张嘉译:会会会。(笑)比如李小飚经常被我们挤兑,经常被压制,说不能带出来见人,讲他小时候的段子,他和刘进是幼儿园一起长大的。一次李小飚咬别人一口,人家妈妈问怎么了,什么咬的?说李小飚咬的。人家妈妈不信: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人的牙印,像动物牙印。被我们嘲笑了几十年。李小飚一见我头就大了。 大男子主义慈父 人物周刊:《白鹿原》纪录片里年轻演员说,你指导他们演戏,风格是放养型的。 张嘉译:我特别想打开他们的思路,演戏有时演的是你的理解,对剧本的理解,对表演的理解。所以我特别不愿意直接告诉年轻演员要怎么演。你要自己去想怎么演。可能想出来好几种,最后我再给他说一种。我不是每场戏都在,得培养他们自己去想一场戏如何处理。 人物周刊:你在生活中也是这种风格吗?你女儿七岁了,你教育她也是放养风格吗? 张嘉译:我不教育,我只负责玩,妈妈管教。 人物周刊:那她会更喜欢你喽? 张嘉译:还行。她妈妈负责严厉,我负责玩耍。可能因为本身比较忙,见得比较少,回去有时间尽量陪着她玩一玩。 人物周刊:可很多见面少的父亲也会扮演严父的角色。 张嘉译:当爹的跟闺女能严得起来吗,怎么可能?不太可能。我有时候也管。她两三岁时,有一次突然抠插头,我下意识喊了一声“不许动”,声有点大了,特别突然。她到现在都记得,不动插头。可能你平时都是跟她玩,突然说了一次,会格外记得清楚。 电视剧《告密者》剧照,张嘉译与李云龙 人物周刊:你平常跟她说话都特别和颜悦色? 张嘉译:对,跟她说话声儿都变了。我闺女也是,好好说着话,只要我一回去,马上就不行了。(模仿撒娇声)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家大男子主义吗? 张嘉译:差不多是吧。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大男子主义是什么样的? 张嘉译:这好像是个特别宽泛的词。不尊重女性叫大男子主义,霸道也叫大男子主义。有时候在剧组拍戏,大家都犹豫不决,就得有一个人出来说话,其实你说话做决断,说就这么拍了,你要承担后面的责任。不是你说完了推别人身上,这不对。你要综合这些。 一个人坐飞机,只拎手机和烟 人物周刊:延军说有一次你过生日,请大家吃饭,大家都不给你送礼物,你给大家一人送了一件礼物。 张嘉译:还有这事儿?想不起来了。(笑) 人物周刊:他说你送给大家一人一件T恤,还挺贵的。 张嘉译:那个是我媳妇准备的,她知道来的都是我的好朋友。 电视剧《结婚的秘密》剧照,张嘉译与王海燕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生日还要送别人礼物呢? 张嘉译:我不知道啊。没有特别刻意,我是想不起来这些了。应该跟过生日不相干。不是因为我过生日,我要送他们,这得混得多背呀。 人物周刊:延军还说你拍戏的时候,挺冷的,有人送你插电池取暖的小背心。你觉得挺好,第二天就一人给买了一件。 张嘉译:那是那是。冬天拍戏,长期户外,特别冷。一个朋友送我一件,我觉得挺好的,有电暖丝。尤其像导演啊,录音师啊,老坐那不动,一坐一天,确实挺冷的。 人物周刊:所以说是你要送的话,会送这种特别实用的礼物? 张嘉译:差不多,因为我自个儿对牌子都不熟。 人物周刊:送礼的意义你还是比较倾向于实用价值嘛。 张嘉译:我就没有送礼的概念。什么叫送礼?我就觉得我穿着挺好的,就给这些剧组朋友买了二十多件。 2010年12月27日,北京,张嘉译和妻子王海燕在女儿百日宴上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会一个人去外地参加活动吗?我看以前宋佳说你一个人拎着手机和烟就坐飞机去了。 张嘉译:会啊。前几天刚一个人去青岛开会,其实我经常就一个人。有时候他们跟着还挺麻烦。(工作人员:我们是累赘。)你有胳膊有腿的,这事都是特别简单的事儿。 人物周刊:好像很少有明星这样。总有一些人负责联系事务之类的。 张嘉译:为什么?不都这样吗?自己也能联系啊。我有时候都不告诉他们,一告诉,他们就得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嫌麻烦。 人物周刊:是觉得一个人去自在吗? 张嘉译:对。做一简单的采访啊,有时候还得换服装,穿这个那个。现在已经没办法,被他们软磨硬泡的,老得注意。 (实习记者孟依依、高伊琛、陈祺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刘珏欣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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