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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 有学养 有情趣——美学家叶朗谈文风  引导读者去追求一种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与此同时，注重拓宽胸襟，涵养气象，提升人生境界。——《文章选读》编选宗旨 书名和封面一样简单：《文章选读》。 主旨和选文一样朴素：学写文章，写好文章。 在序言里，选编者、74岁的美学家叶朗特意写下了他选文的标准和他反对的文风。前者是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后者是装腔作势、自吹自擂、艰深晦涩、存心卖弄以及武断偏狭。 集中了古今中外76篇文章的选读本，出版于2012年6月。六个月后，中央出台了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掀起革新文风的波澜。这让这本书有了一种“应时而生”的味道。 叶朗很淡然，“之所以今天显得有现实针对性，恰恰是因为好的文章有超越时代的美。” “康德我还能读懂，你的文章真看不懂” 与流行的名人文选和大学语文不同，叶朗说，他选编的目的就是朱光潜先生的那句话，“造成一种新风气”。 “我在北大教哲学、美学，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不重视写文章。文章写得简洁干净、明白通畅，这是写文章的低端要求，同时也是写文章的高端要求。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本来几句话的意思，他可以写上好几页。” 在一次课堂教学中，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学生连写了四五页纸。叶朗问对方写的什么题目，对方答曰：“题目还没定呢！” “还没定就写了这么多？” “我先写个开头啦。” 在学界，四五页纸尚未进入正题的论文恐怕不止这么一个。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文章一开头就下了一连串的论断，既无论据，又无论证。每年有无数研究论文从叶朗手上经过，因而他也要无数次发出这样的疑问：你的论点呢？你的论证呢？ 《文章选编》里收录了柳宗元的《敌戒》。起始就开宗明义：“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接下来一一举例、层层论证。在文末的点评中，叶朗写道：“通篇不到二百字，从头到尾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还有一种倾向，是把论文写得让人看不懂。文章中堆砌着从外国搬来的名词，故弄玄虚。”以让人看不懂为荣，以让人看不懂为深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流行病。叶朗感叹：“康德、黑格尔我还能读懂，你的文章真看不懂。其实这就是古人批评的‘以艰深文其浅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叶朗就曾请教朱光潜先生，为什么有些人写的文章让人看不懂。朱先生笑了笑说：“很简单，就是他自己没有想清楚，自己想清楚，怎么会说不明白！” “平和，不要火躁” 爱因斯坦宏文无数，但《文章选读》选择的却是他对各种来信的答复。 这些信有的是向他询问哲学、科学和人生的，有的仅仅是希望他能“勉励自己儿子几句”或为某杂志写段“格言”。“他都回信，而且字字推敲，绝不敷衍。”叶朗说。 那些短短的回信所涉及的科学、宗教、艺术见解高屋建瓴。但叶朗选文还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爱因斯坦回信时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的姿态。在文末的点评中，他写道，爱因斯坦的“开阔、善良、温厚、光明、纯净”和那种“武断、骄横、偏狭、刻薄的所谓‘名人风度’真有天壤之别”。 他希望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看到这样的文章，而不是被某些媒体和读物的暴戾和浮躁所污染。真正的好文章，尤其是学术文章，应该有这种平心静气的气度。 在媒体和网络上，因理论分歧而导致的“掐架”随处可见。批评方常常将观点争辩变成讽刺、谩骂和人身攻击，被批评方则往往沾火就着，容不得一点异议和评论。 “论战当然是正常的，但要扣住问题本身，要讲道理。真正的道理都不需要讽刺谩骂。”叶朗说，“在‘文革’时代，有的报纸社论都能写出‘苏修混蛋们’这样的骂人话。正是那个时代，把整个民族的文化品格都降低了。” 平心静气的文风，自是一份理性、一份涵养。只有这样的文章“令人读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 “平和，不要火躁。”叶朗说。 “低俗可以有市场，但不能登上国家舞台” 文风不仅指遣词造句，艺术形式亦是一种广义的文风。几十年来叶朗推进美育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古典文化走进现代，让高雅艺术走近大众。 叶朗深知，市场化的时代，文化产品的产出亦要遵循供求关系。“在西方国家，低俗的艺术在歌厅当然可以有市场，但在他们那里也不能登上国家舞台。”他说：“比如，有一些明显在嘲弄弱势群体、嘲弄残疾人或无病呻吟的节目，怎么能放到国家舞台上向世界展示呢？” 作为美学学者，叶朗并不主张违背市场规律，人为阻止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供给。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要动用国家的力量，保持和推广经典、高雅的文化品位。 2005年，满大街都在放周杰伦的《七里香》，公共场所都是《超级女声》选秀的画面。叶朗和台湾作家白先勇却将昆曲《牡丹亭》带进北大，唱腔唱词顿时在青年学子中“姹紫嫣红开遍”。大学生们说：“现在北大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的。”“昆曲热”从那一年开始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除昆曲外，10年来，叶朗还努力推动将众多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高雅艺术引进大学校园，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和传统的艺术经典的心是相通的，这是一种沸腾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叶朗感慨，媒体和社会必须给高雅艺术以平台，让年轻人见识经典文化的格调与品位。 只不过，对经典文化的推广，不能完全仰仗所谓的“文化明星”“文化偶像”。“就工作性质而言，文化明星，包罗一切的‘文化学者’，他们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推动经典走近大众。但做这样的工作应该对中国文化有敬畏之心。有的人现在什么都讲，体育、唱歌、电影、戏曲、文学，碰到任何问题，甚至国际问题，他们都能以专家身份说上一通。面越来越宽，口气越来越大，很多没有研究过的东西都敢下论断。” 在叶朗看来，一个人学问上的特长和特点，换个角度看也就是一个人的局限性，“最好在自己的局限的范围之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发言。不要对什么都以专家身份发表意见，因为超出一定的范围，你就不是专家了。更不要随便下结论。” “学写文章，注重提升人生境界” 《文章选读》集纳了散文、评论、札记、杂感，甚至题词、碑文、檄文。目录看来似乎松散，但读后的人却普遍反应，文章与文章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内在紧密感。 “有人问我是不是有偏好。有的作者我选了好几篇，比如冯友兰先生的，傅雷先生的；有的主题就一连出现两篇，比如纪念徐志摩的。其实我只是按我这个标准来，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符合这个标准的，我就会多选。” 在叶朗看来，文风背后是思想和学养，思想和学养背后是人生境界。学会写文章，是“术”的层面，但感受这些作者们“笼罩百家的胸襟，光风霁月的气象，高远平和的精神”，却是在日臻于“道”。 文选中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被黑体标注出的关键句子，每篇文末都有叶朗的点评。有读者向本报记者反馈，这些点评亦有“大家写小文”的意思，和选读的文章“一样精彩”。 在人物回忆《邓稼先》一文中，作者杨振宁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悼念信被叶朗用黑体圈出，其中有一句是：“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这种从历史角度看待人生的宽阔胸怀让叶朗深为感动。“读杨振宁这篇文章，只觉得眼前一片光华灿烂。” 叶朗的点评更像要与读者共同含英咀华，分享对这种气象与境界的体验。文选中那些已经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名篇，正因为这样的点评而有了新的角度、新的意涵。 在点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时，叶朗的第一稿写了几百字。“我早年研究过梁启超，他的创作背景、他的文章风格、他的文体革命、后人对此文的评价，要说的话太多了。”但几经斟酌后，出现在书中的点评只剩下了一句话—— “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 “文章本身已经气象充沛。点评一句话，只是希望将读者带回到文章的情境中去。”叶朗说。 “学会写文章，注重提升人生境界。”那些历史深处的回响，宇宙高处的观照，就隐藏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 叶朗说：“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把眼光朝向这些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学者，追寻他们高远的精神境界。”（记者 刘文嘉 徐丹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