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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太祖、太宗两朝“献书有奖”的做法，亦可以用“购”形容之，蔡襄《进黼扆箴状》就有“窃闻太宗皇帝兵戎初定，乃作三馆，购藏天下之书”之语。见《全宋文》第46册，卷1007，第429页。 ②据《全宋文》所载是文后的校勘，云“‘□’似为‘石’字”，若果然，则苏轼乃将花蕊夫人《宫词》之佳篇刻石加以传播。 ③北宋名臣田况的文集，就是由其子田旦在母亲的要求下，编定后进献到朝廷的。范祖禹《永嘉郡夫人富氏墓志铭》载：“太子太保田宣简公讳况之夫人富氏，河南人。……元丰中，绍修国史，夫人命其子旦以宣简公奏议、行事、功状上史官；又命旦编次公文章为三十卷上之，请藏秘阁。”见《全宋文》第98册，卷2150，第325-326页。 ④见《全宋文》第62册，卷1342，第27-30页。按：王安礼《资政殿学士太子少保致仕赠太子少师谥章简元公(绛)墓志铭》亦有“馈金百镒，诏其家集平生文章上之”之语(载《全宋文》第83册，卷1806，第154页)，知元绛文集乃于其卒后由家人进献至朝廷，“集平生文章”云云，则文集在进献之前还经历了元绛家人的编纂过程。 ⑤北宋时期，像这类“被动进献”文集的现象还有不少，文人刘康夫应朝廷要求而“进志、述二十七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郑侠《刘公南墓表》云：“公讳康夫，字公南。……熙宁中，五路先置学官，广东之人，乞依上例，请以公主番禺学。朝廷下其事，索公所为文。公进志、述二十七篇。”见《全宋文》第100册，卷2178，第37-38页。 ⑥王仲嶷作于大观二年五月的《进家集表》亦可作为北宋后期家集进献之风广存的明证，其文曰：“臣仲修等言：窃以在冶之金，以自跃而为耻；韫椟之玉，必待价而乃珍。念父书之久藏，当圣世而难隐。……方陛下丕扬先烈，追念旧劳。……悉裒平日之遗文，益怆他年之荣遇。启金縢之策，不及于生前；上茂陵之书，徒嗟于没后。今有先臣某《文集》一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十五册，随表上进以闻。”(载《全宋文》第125册，卷2708，第230-231页)。事实上，家集进献之风，两宋时期始终存在，南宋岳珂《进家集表》“上表为缴进臣大父先臣飞《家集》十卷，伏候敕旨事”云云，可证家集进献之事在南宋王朝的存在。(详见《全宋文》第320册，卷7355，第292页) ⑦按：宋王朝向西夏、高丽等国赠送书籍，也常常称为“赐”，如：宋哲宗《高丽国进奉使尹瓘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答诏》：“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全宋文》第151册，卷3258，第224页)；欧阳修《赐夏国主赎大藏经诏》：“所载请赎大藏经帙、签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全宋文》第31册，卷669，第278-279页)；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全宋文》第87册，卷1881，第143页)等，但这里的“赐”只是为了显示宋王朝的地位和尊严，与真正的“下赐”不同，宋王朝对西夏、高丽等赠送典籍的行为，就书籍传播而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下行传播”，故不将其列入讨论的范围。 ⑧苏辙就曾明确指出，宋神宗有文“九百三十五篇，为九十卷，目录五卷。”详见苏辙《进御集表》(《全宋文》第95册，卷2066，第91页)。按：据《玉海》卷28，宋神宗有文集二百卷，以文辞、政事、边防三门为目。 ⑨且不说大型的皇帝文集，即使是朝廷下发各地的“德音”，采用抄写传播的方式，也会出现“多是差错”的情况。燕肃于天圣二年十月所上的《乞赦书德音雕板发递奏》中，就有如是之言：“每赦书德音，即本部差书吏三百人誊写，多是差错，致外州错认刑名，失行恩赏。乞自今宣讫，勒楷书写本，详断官勘读，匠人雕板印造发递。”(《全宋文》第9册，卷188，第243页)与文集相比，诏书(德音)的文字要少得多，由抄写传播，致误尚且如此，皇帝文集的传播，若采用抄写的方式，必然会大大影响其准确性、权威性和示范性。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