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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赐：北宋时期文集的下行传播 如果说，文集上献到朝廷(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文集“上行”传播的话，那么，朝廷将文集下赐给臣子或士人，则是文人文集的“下行”传播。 (一)北宋时期文集“下赐”传播的基础 宋王朝为了推行文治，广行教化，经常向国家各文化机构、下属各州府和朝臣下赐各类典籍⑦，这些典籍的“下赐”，营造了良好的书籍“下行传播”氛围，为北宋时期文集的“下赐”传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诸路州县有学校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2](P27，第11册，卷218) 当庆历中，天子以书赐州县，大置学。[2](P183，第65册，卷1416) 伏蒙圣慈，赐臣等新印本三史书各一部者。伏以先帝好文，校雠三史，诸儒会议，绵历两朝，模印方行，颁宣首及。[2](P296，第7册，卷145) 臣等昨日伏蒙圣慈，各赐臣等新印《道德经》并《释文》各一部者。……已成功于刊刻，忽命使以颁宣。[2](P278，第14册，卷289) 进奏院递到校定《资治通鉴》所牒，伏蒙圣恩，赐《资治通鉴》若干册付臣者。[2](P363，第125册，卷2715) 除了朝廷主动下赐书籍以外，地方文化和教育机构，若缺乏相关必要的典籍，也可以请求朝廷予以下赐。元格七年，刘挚请求朝廷为郓州州学赐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元祐七年正月乙未，臣某言：“臣所治郓州有学，学有师生廪食，而经籍弗具，非所以训道德，厉人材，愿下有司颁焉。”诏可。州乃选于学，遣二生听命，粵十月甲申，得书二千七百卷至自京师。[2](P106，第77册，卷1678) 赐书二千七百卷，不可谓不多。有时候，朝廷不直接赐书，而是赐给买书的钱，让接受下赐者自己去买书，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赐书。倪真孺《赐书阁记》就有朝廷赐钱买书的记载： 朱氏有神童焉，名天申，年十有二岁而背诵十经，颠倒问诘，其应如响。元丰七年秋九月，其父琇挈神童赴阙下，上书因自荐。……天子嘉之，存问礼意甚优，即命赐五经出身，遂释褐。仍赐钱五万买书，俾令无废所学。遂将命以归，惧无以发扬天子之德惠大赐，乃建阁于私第，置赐钱鬻书于其上。[2](P246-247，第125册，卷2709) “赐钱五万买书”，相当于下赐了同等价值的书籍。 (二)北宋时期“下赐”文集的类型 北宋朝廷下赐给臣下和地方的典籍，虽以各类经书、史籍和医书为主，但也不乏文人的文集。作为赏赐的文集，除了前文王禹偁《冯氏家集前序》所提到的前代或其他政权的文人的文集以外，主要包括两类：即皇帝的文集和功勋大臣的文集，把这两类文集赏赐给臣民的目的有两个，一曰“宣扬”，二曰“垂范”。所谓“宣扬”，就是宣扬皇帝和功勋大臣的文德；所谓“垂范”，就是将皇帝和功勋大臣的文集作为典范，供天下臣民和士人观摩和学习。虽然文集下赐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教化、垂示典范，但文集下赐的本身，就是文集的传播过程。 1.皇帝文集的“下赐” 北宋多位皇帝的文集都曾下赐，起到了很好的教化垂范作用，此以仁宗和神宗文集的下赐为例，以见北宋皇帝文集经由下赐实现传播情况之一斑。 欧阳修《谢赐仁宗御集表》云： 伏蒙圣慈赐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云章，方联于宝轴；刻之玉版，忽被于恩颁。……昭如三光，并照万物；法彼后世，同符六经。方副本之颁行，非近辅而莫获。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宠异群邦，光生蔀室。[2](P59，第32册，卷676) 刘攽《谢神宗御集表》云：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孝惟善继，文极化成，明发徽猷，继承祖武。不独秘河图于东序，严策府于春山，乃眷具赉，锡之副本。承宣室之顾问，尝耳训言；畏轩台之威令，恪遵遗法。感慕往遇，炫耀新恩，企耸怔忪，罔知所措。[2](P43，第69册，卷1495) 黄裳《谢赐神宗皇帝御集表》云： 国史移文，旁逮侯藩之远；宸衰传旨，仰膺御集之新。何殊《尧典》之文章，乃叹神宗之述作。篆晓香而拜赐，涤尘虑以开缄。云汉昭明，河图焕烂。训示千古，荣生四方。……虽默默以怀恩，但区区而望圣。[2](P19，摹103册，卷2246) “宠异群邦，光生蔀室”、“感慕往遇，炫耀新恩”、“默默以怀恩”，这说明，对于获得皇帝文集的赏赐，欧阳修、刘攽、黄裳三人是感到无比荣幸的，他们都心怀感恩之情，受宠若惊，皇帝文集的下行传播具有和其它文集传播不一样的情感附加值。从三人“法彼后世，同符六经”、“尝耳训言……恪遵遗法”、“训示千古，荣生四方”的表述可以看出，他们都以“垂范后世”的功能来看待所赐下的皇帝文集，这说明皇帝的文集在传播中的功能体现更多的是政治方面而非文学方面。 宋代皇帝的文集一般都规模比较大，卷数比较多，上文提到的宋仁宗文集就有一百卷，宋神宗文集(加上目录)也有九十五卷⑧，如此庞大的卷帙，以副本的形式广泛下赐，如果采用抄写的形式，则效率太低，不太可能。而且，抄写容易产生错误，影响皇帝文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⑨因而，宋代皇帝文集的下赐，一般都采用刊本的形式。苏辙在元祐四年十月所上的《进御集表》中有如是之言： 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计。又刻版模印，遍赐贵近。臣今已缮写，分为五幞，随表上进。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写镂版。[2](P91，第95册，卷2066) 据苏辙所言，宋代皇帝的文集“为不朽计”，除了分藏“龙图、天章、宝文”三阁之外，又会“刻版模印，遍赐贵近”，同时，“御集镂版”乃为“故事”，这说明，北宋皇帝的文集，按惯例，一般都会刊印，也就是说，宋代皇帝文集的下行传播，一般都会以刊本的形式。以刊本形式传播，除了因为皇帝的文集规模大、卷数多、刊本传播比较快速和便捷之外，还由于皇帝的文集承担着“垂训遥远”[2](P257，第13册，卷267)、“示之万世而取法”[2](P59，第32册，卷676)的任务，所以要保证文集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威性、准确性和垂范性，而刊本由于其成熟性和稳定性，能够更好地完成文集的传播任务，因而，宋代皇帝的文集一般都以刊本的形式进行传播。 2.功勋大臣文集的“下赐” 宋代朝廷除了经常下赐皇帝的文集给臣民进行观摩、以作垂范外，有时候，也会将一些功勋大臣的文集刊刻后进行下赐，以示褒奖，同时也以“榜样”的形式对其他臣子进行垂范。宋仁宗时期，朝廷将王曾的文集刊刻后进行下赐，就是典型的例子。富弼《王文正公曾行状》云： 公雅善属文，深茂典懿，有《两制杂著》五十卷，《大任后集》七卷，《笔录遗逸》一卷上之，志在讽谏。有诏嘉奖，刻板均赐近位。[2](P41，第29册，卷603) 王曾为仁宗朝名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爵封沂国公，一生功勋卓著，深受皇帝器重，堪为百官楷模，宋仁宗曾亲手写下“忠亮忠厚”四字赠予王曾。[2](P36-41，第29册，卷609)《宋史·王曾传》亦有如是之载： 皇祐中，仁宗为篆其碑曰《旌贤之碑》，后又改其乡曰“旌贤乡”。大臣赐碑篆自曾始。仁宗既祔庙，诏择将相配享，以曾为第一。[3](P10186) 由此可见王曾在群臣中的榜样作用，将其文集“刻板”赐给其他臣子，一则是宣扬王曾的文德武功，并藉文集的刊印和推行来表达朝廷对其的褒奖；二则是为群臣树立一个可供学习的典范。就功德的宣扬和典范的树立这两方面而言，皇帝和功勋大臣两者的文集在传播的功用上是相似的。 (三)北宋时期文集“下赐”传播的特点及成因 与图书上献所形成的文集“上行”传播相比，北宋时期文集下赐所实现的文集“下行”传播要薄弱得多，无论是总体的规模、数量，还是传播的频率、广度，两者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就进入传播渠道的文本——文集而言，由于作为文集作者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士人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皇帝和功勋大臣的数量，因而，进入传播渠道的文本数量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中下层官吏和普通知识分子希望能够“上行”的文本数量要远远多于皇帝和功勋大臣作为垂范而“下行”的文本数量，因此，北宋时期文集的“下行”传播局面远不如“上行”传播那样繁荣和壮大。 其二，就传播目的而言，文集的“上行”传播，是为了给文集的作者或传播者带来功名、仕途的认可或切实的物质、经济利益，这些现实的利益或诱惑大大激发和促进了文集“上行”传播的动力，但凡有一线可能，文集的传播者(文集的作者或上献者)都不会错过文集的“上行”传播机会，前文所列举的大量文集“上献”的实例和宋王朝为防止文集重复上献而颁布的法令就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一点。而文集的“下行”传播，其目的除了宣扬文集作者(皇帝和功勋大臣)的文德武功以外，主要是为了给天下臣民作示范，注重的是文集所带有的“教化”功能，除了皇帝以外，并不是所有的大臣文集都具备“垂范”的资格，因此，在决定下赐之前，必须要对有资格进入“下行”传播的文集进行遴选，只有少数的文集能够获得“下赐垂范”的殊荣，从这一点来说，用于“下行”传播的文集，在数量上，也远远不能和用以上献的“上行”传播的文集相比。 这两个方面是北宋时期文人文集“下行”传播在规模、广度、数量、活跃度等方面不如“上行”传播的主要原因。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下行”传播，仅限于“文集下赐”这一种形式，至于文人用文集传授或教育门人弟子及后辈或官员将文集以各种方式传播给下级、普通文人或百姓而形成的文集“下行”传播，则另当别论。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上献”和“下赐”，是文集“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的主要路径，深入研究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线性传播路径和模式，对于全面和深入了解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传播生态及其所影响的文坛风貌的变迁，都是大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