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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人文集的“上献”与“下赐”，是北宋时期文集“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的主要模式。文集上献是在北宋朝廷搜罗文献、丰富国家图书储备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文集上献包括文人及其子嗣为博取特定利益而进行的“主动上献”和应朝廷要求而进行的“被动上献”两种模式。文集的下赐主要是指北宋朝廷为了宣扬文德和树立典范，将君主和功勋大臣的文集赐给臣子的方式，文集的下赐过程其实就是文集的“下行”传播过程。 关 键 词：北宋/文集/上献/下赐/传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宋时期文人文集的编纂、刊刻与传播研究”(13BZW0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明福，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学传播研究。 北宋时期，文人文集传播的路径和方式多种多样，这其中，“上献”和“下赐”是两种较为独特的模式，所谓“上献”，就是臣子或普通士人将文集上献到朝廷或上呈给君主；所谓“下赐”，就是君主或朝廷出于特定目的，将某一种或某几种文集下赐给臣子或士人，以供观瞻、学习或保存。“上献”与“下赐”，构成了北宋时期文集“上行”与“下行”这两种独特的传播模式。 一、上献：北宋时期文集的上行传播 (一)北宋时期书籍(包括文集)上献的背景 宋王朝以文治国，对文人倍加尊重，对图书典籍也格外珍视。宋初，经历了五代战乱，各类图书典籍散佚严重，“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才万卷。”[1](P464，第14册，卷192)“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残阙，散落殆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才仅万卷。”[2](P415，第45册，卷982)为了增加国家的图书储备，北宋初期，一方面将被征服诸国的图书收归己有，另一方面又广开献书之路。 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馀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1](P422，第3册，卷19) 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购募所至，异本间出，补缉整比，部类渐多。[2](P415-416，第45册，卷982) 鼓励天下臣民进献图书，是北宋王朝增加图书储备的重要途径，宋初几位皇帝，都非常重视图书进献的工作。宋太祖乾德四年： 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1](P178，第2册，卷218) 宋太宗雍熙元年： 上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馀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1](P571，第3册，卷25) 宋真宗咸平四年： 上因阅书目，见其阙者尚多，仍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者，当量材录用。[1](P1080，第4册，卷49) 宋太祖、宋太宗明确提出“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宋真宗虽“诏天下购馆阁逸书”，用一“购”字，其实表达的是对献书者的物质奖励，其实质亦是要求天下臣民献书。①关于这一点，宋真宗于咸平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发布的《访遗书诏》亦可以作为证明： 国家设广内、石渠之宇，访羽陵、汲冢之书。法汉氏之前规，购求虽至；验开元之旧目，亡逸尚多。庶坠简以毕臻，更出金而示赏，式广献书之路，且开与进之门。应中外士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到一卷，给千钱。仰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之书及卷帙，别无违碍，收纳其所进书。如及三百卷已上，量材试问，与出身酬奖。或不亲儒墨，即与安排。宜令史馆抄出所少书籍名目于待漏院张挂，及遣牒诸路转运司，严行告示。[2](P34，第11册，卷218) 宋仁宗亦提出“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的主张，其嘉祐五年八月颁布的《求遗书诏》云： 朕闻自昔致理之君，右文之世，曷尝不以经籍为意也。……以今秘府之所藏，比唐开元旧录，年祀未远，遗逸何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应中外士庶之家，有收馆阁所阙书籍，许诣官送纳，如及五百卷，当议与文武资内安排；不及五百卷，每卷支绢一疋。[2](P415-416，第45册，卷982) (二)书籍上献对文集传播的推动 在北宋臣民所上献的书籍中，除了传统的经、史等典籍以外，还有一定量的文集，这些原本藏于文人家中的文集，正是通过献书的途径，实现了传播。 宋初名臣徐铉的文集，就是在其卒后，由胡克顺刊刻并上献至朝廷的。胡克顺天禧元年十一月所上的《进徐骑省文集表》云： 窃见故散骑常侍徐铉，杰出江表，夙负重名。……淳化之岁，被病考终。……而翰墨罕存，难访茂陵之札。每思编缉，尤惧舛。数年前，故参知政事陈彭年因臣屡言，成臣夙志，假以全本，并兹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镂板。……其新印《徐铉文集》两部，计六十卷，共一十二册，谨随表上进。[2](P292-293，第9册，卷190) 文集上献不久，宋真宗就专门作了批答，对胡克顺的上献行为进行了褒扬。其《胡克顺进徐骑省文集表批答》云： 敕胡克顺：省所上表，进新印徐铉文集两部，计六十卷共一十二册事，具悉。……汝克慕前修，尽编遗札，俾之摹印，庶广流传。睹奏御之爰来，谅恪勤之斯至。览观之际，嘉叹良深，故兹奖谕，想宜知悉。[2](P423，第12册，卷255) 由于北宋初期，文集的刊刻还不是非常普遍，所以，像胡克顺这样以徐铉文集刊本上献的情况尚不多见，许多上献到朝廷的文集，仅为抄本、甚至是稿本的形式，犹如张咏所言：“敢编旧草，上贡明庭”[2](P102，第6册，卷110)。王禹偁所上献的罗处约《东观集》就很可能是一个稿本，王禹偁《东观集序》云： 君讳处约，字思纯，其先京兆万年人。……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终于家，年三十三，亦贾谊、李贺之俦也。友人翰林学士、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苏易简，左司谏、知制诰王某以布素之分，哭之恸，收其遗文，洒泪编次，勒成十卷。以其终于史职，目为《东观集》。总歌诗、赋、颂、私试五题、杂文、碑记、书启、序引、表状、祭文凡数百章，十万馀言。其间有《东皋子楚义帝碑》，《录希夷子言》，《书野叟壁》数篇，极乎天人之际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故并序其官氏，拜章进御，乞付三馆，亦所以备史笔之阙文也。[2](P17-18，第8册，卷154) 罗处约的文集是苏易简、王禹偁两人“收其遗文”编次而成，《序》中既不言“缮写”，也未提及“刊印”，考虑他们编定以后即“拜章进御”，则他们上献的很可能是罗处约《东观集》的稿本，至少不是刊本。 之所以对上献文集的形式(刊本或稿本)加以关注，是因为以不同形式上献的文集，对其自身以后的传播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以刊本方式上献的文集，由于复本的大量存在，文集在上献以后，并不影响其再以另外的多种方式进行传播，而以稿本方式上献的文集，由于文本的单一性，上献以后就不能再以其它方式进行传播了，因而稿本的上献反而限制了文本的进一步传播。但文集上献到朝廷以后，由专门的国家机构进行收藏，保存条件要优于私家收藏，因而，对文集的久存和传承是有利的，王禹偁《冯氏家集前序》有如是之语：“太祖平吴之岁，金陵罹于兵火，士流书史盖煨烬矣，隶公府者，仅有存焉。”[2](P23，第8册，卷154)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机构(“公府”)的收藏对于图书保存和传承的重要性。因而，文集的上献对于文集自身的保存和传承而言，是有利的。换言之，文集的上献对于文集的“传”(传承)而言，无疑是有利的，但对于文集的“播”(散播)而言，则未必有利。 (三)北宋时期文集的上献要求与传播效应 在北宋时期，并不是所有上献的文集都会得到国家的收藏，对于士人和民间上献的文集，北宋朝廷会派专人加以甄别和遴选，宋仁宗嘉祐六年就下过甄别天下民众所献书籍的诏令： 两制看详天下所献遗书，择其可取者付编校官覆校，写充定本，编校官常以一员专管勾定本。[2](P439，第45册，卷983) 对书籍的甄别当然也包括文集，而对文集进行甄别和遴选的结果，往往会对某一上献的文集的具体传播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后蜀花蕊夫人的诗集在北宋的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苏轼《花蕊夫人宫词跋》云： 熙宁五年，奉诏定秦楚蜀三家所献书可入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中有蜀花蕊夫人《宫词》，独斥去不取。予观其词甚奇，与王建无异。嗟乎，夫人当去古之时而能振大雅之馀韵，没其传不可也。因录其尤者刻诸□，识者览之。[2](P435，第89册，卷1942) 花蕊夫人的《宫词》未能被遴选入国家图书收藏之列，苏轼认为其“能振大雅之馀韵”而不能“没其传”，因此，对其中的“尤者”(佳篇)进行刻录②，借以推动花蕊夫人《宫词》的传播。 事实上，花蕊夫人的《宫词》最后经由王安国之手，不仅进入了国家图书收藏机构(三馆)，而且还得到了广泛传播。王安国《花蕊夫人诗序》云： 熙宁五年，臣安国奉诏定蜀民所献书可入三馆者，得花蕊夫人诗，乃出于花蕊手，而词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收，甚为可惜也。臣谨缮写入三馆而归，口诵数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与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因盛行于时。[2](P44，第73册，卷1586) 王安国觉得三馆不收录花蕊夫人的诗集，“甚为可惜”，因此就缮写以入，并且将花蕊夫人之诗在丞相王安石面前“口诵”，又“与中书语及之”，对花蕊夫人诗集的传播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得到王珪、冯京的支持，“愿传其本”，终于使花蕊夫人的《宫词》“盛行于时”。 应该说，花蕊夫人的诗集能遇到苏轼和王安国，是非常幸运的，试想，如果没有苏轼和王安国的赏识并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诗集在“斥去不取”、“遗弃不见收”以后，很可能就销声匿迹、终止传播，至少不会出现“盛行于时”的局面。由此可知，上献的文集在接受遴选过程中的不同待遇，会直接影响到文集的传播状况。 有时候，上献的文集经由朝廷收藏一段时间以后，会下赐给臣子，在这种情况下，上献的文集就获得了“传”和“播”两方面的效应。再以王禹偁作于淳化三年正月的《冯氏家集前序》所载为例： 《冯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观察使始平冯公之诗也。公讳谧，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太祖平吴之岁，金陵罹于兵火，士流书史盖煨烬矣，隶公府者，仅有存焉。初，公尝以所业文集献于本国，至是亦入贡矣。俄而公之诸子归于朝廷，首台犹为翰林承旨，见公之子弟，怃然有故人之念，且征其家集焉。对以兵戈之中，丧失殆尽。相国叹息久之，且曰：“上尝以江表图籍赐于近臣，某获先君子诗一编，凡百馀章，常耽味之。混同已来，俟得全集，今尽亡矣，子孙何观焉?”遂出而付之，因得传写于昆仲间。公之季子、太子中允伉，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岁自西掖左官来商于，仲咸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末焉。……公之诗幸可得而传矣，公之志从可得而知矣。匪独藏于家，亦将行于世。[2](P23-24，第8册，卷154) 冯谧的诗集由于上献到了朝廷，故而在“金陵罹于兵火，士流书史盖煨烬”的情况下幸运地得以保存，并顺利传承下来，又在“兵戈之中，(家集)丧失殆尽”的情况下，由于朝廷的下赐，顺利传承到冯谧诸子手中。诗集通过冯谧诸子“昆仲间”的“传写”，实现了散播。冯谧季子冯伉又通过请王禹偁为诗集作序、获得“名流印可”的方式，实现了诗集“匪独藏于家，亦将行于世”的目的，推动了冯谧诗集的进一步广泛传播。这是文集通过上献实现“传”和推动“播”的生动例子，对于考察宋代文集上献与文集传播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宋人文集上献推动文集传播的例子并不仅止于此。 (四)北宋时期文集上献的不同类型 一般而言，文集上献是指文人主动将自己或他人的文集上献到朝廷，当然，也包括子孙后辈将先人的文集上献③，这种上献，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投献者主动上呈的，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文集上献方式称之为“主动上献”。在北宋时期上献的文集中，还有一类是应皇帝或朝廷的直接要求或特别索求而上献的，相对于文人的“主动上献”而言，这一类文集上献方式可以称之为“被动上献”。虽然文集的“主动上献”也是为响应国家和政府的号召而上献的，但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主动上献”和“被动上献”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首先，传播行为的发出者(施动者)不一样。“主动上献”的行为发出者是文人自己或他人(包括友人、后辈等)，是文集的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而“被动上献”的行为发出者是皇帝或朝廷，是文集经历自上而下的直接索取以后的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传播行为发生的路径也不完全相同。 其次，推动文集传播的目的也不完全相同。“主动上献”大多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或仕途利益而推动文集完成自下而上的传播，当然，这种文集的传播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国家对图书的储备；而“被动上献”则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图书储备或保存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而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对文集的索取，当然，这种索取在客观上也给被索取者(文集的上献者)带来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利益。 在北宋时期，为了积极推进“以文治国”的政策，增加国家的图籍储备，文集的这种“被动上献”非常兴盛，此处聊举三例，以见其一斑： 宋祁《张文懿公士逊旧德之碑》云： 公字顺之，淳化中与乡进士试禁中，占对鸿彻。太宗异之……公于书史，多所泛览。为辞章，深纯典正。尤嗜诗，所得皆自然经奇，无所雕劂。……生平编次成十集。既诏索遗稿，家丞录五集以献，遂秘禁中。[2](P102-103，第25册，卷526) 苏颂《翰林侍讲学士正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上柱国江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赠太子太师谥文庄杨公神道碑铭(并序)》云： 公讳徽之，字仲猷，胄出华阴著姓。……太平兴国中，再转右补阙，代还，陛见日，太宗顾左右曰：‘朕在藩邸，即闻其能诗。’因尽索公之所著。奏御凡数百篇，仍别献谢章……他日又献《雍熙词》十篇，上皆称善，用其韵以和答焉。自是，圣藻宸章，多得别本之赐。……所为文章，高雅纯重。……有集二十卷，没后，上令夏侯峤取以留中。[2](P15-18，第62册，卷1341) 苏颂《太子少保元章简公神道碑》云： 公讳绛，字厚之。杭州钱塘人。……后三年，薨于家寝。……即日驰内侍问诸孤，法赙外特赐百金，戒其家集平生所为文章来上，凡四十卷，藏于秘阁。④ 所谓“诏索遗稿，家丞录五集以献”、“令夏侯峤取以留中”、“戒其家集平生所为文章来上”云云，皆是在朝廷的主动索求之下，文集以“被动上献”的方式实现了传播。⑤ 为了最大限度地收纳本朝臣僚的文集，宋祁甚至提出让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以文学显名”的臣僚的文集都上献到朝廷，并缮写复本，多处保存的建议。其《代人乞存殁臣僚纳家集状》云： 臣尝览秘书目录，伏睹自唐末至五代，其间有以文章取名当世者，咸存属缀，列在缇缃，载册府以相辉，贲牙签而有第。我国家承百王之末，披三代之英，师儒挺生，名臣辈出。或高文大册，为廊庙之珍；或隐居放言，乐山林之志。从臣抒叹，太史陈诗。炳然斯文，高映前代。然四部之内，编集无闻；一王之言，规矱安寄?使弥文不表，则至休弗昭。后之视今，阙孰为大?臣今欲乞降圣旨下中书，取四朝以来存殁臣僚及隐逸之士以文学显名者，各许其人及子孙献纳所著家集，乃降下两制详定。若其深厚温润，可以垂著不朽者，具姓名闻奏，官为给纸墨，差人缮写三本，付龙图、天章阁、太清楼、秘阁收藏。足使增观本朝，垂荣来籍，开元之目大备，有司之副可求。[2](P29，第24册，卷500) “缮写三本，付龙图、天章阁、太清楼、秘阁收藏”，这就使原本只有一个文本的文集拥有了多个复本，有利于文集的传承和散播，“缮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文集传播的过程。这种对文集的大规模索取(或曰文集的大规模“被动上献”)的方式，在宋人文集的上献传播中，是颇值得注意的。 宋祁的建议是否为朝廷所采纳，不得而知，但北宋王朝曾颁布法令，要求一定品阶的官员上献家集，却是实有其事。北宋后期，李廌作《代阳翟令右宣义郎孙愭作进其父资政尚书康简公永文集上宰相执政书》云： 伏观国朝著令，某品官许进家集。重念先君子康简公逮事四朝，周旋五纪，惟忠惟清，惟诚惟敏。……平生云为，备在遗稿。某不能效迁、固父子嗣成一代之文，不欲藏之名山，以俟后世，编类缮写为若干卷，名之曰某集，献之阙下。某之志获伸，是乃先君子之志也，为子之职，仅能无旷；以先君子之忠而献之，是亦某之忠也，为臣之愿，斯亦无愧。……阁下垂念之，俾先君子之文上通天陛，备承明清燕之览，颁之秘书，藏于四库，万世之下，犹有曜焉。先君子虽赍志九原，其亦无恨矣。[2](P122-123，第132册，卷2850) 所谓“国朝著令”，则说明北宋王朝曾颁布臣僚上献家集的法令。孙愭对于其父的文集，“不欲藏之名山，以俟后世”，将其“献之阙下”的目的是“颁之秘书，藏于四库，万世之下，犹有曜焉”，则希望文集得以传播之意非常明显。这则材料一方面说明至北宋后期，家集上献之风仍然广泛存在⑥，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佐证了文集上献对于文集传播的重要作用。 (五)北宋时期文集上献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文人上献文集或后辈上献家集，除了希望通过上献来保障文集的传承外，许多人还出于仕途功名的考虑，“或进家集，由是而位通显”[2](P315，第40册，卷873)，正是由于仕途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北宋时期出现了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重复上献同一家集的现象，这从宋仁宗康定二年八月所颁布的《禁再进家集诏》中可看出端倪： 自今臣僚子孙所藏家集已经进者，馀人不得再进。[2](P28，第45册，卷964) 不同人上献同一文集，用同一成果去博取多份利益，钻政策的空子，对于朝廷而言，这是投机取巧，所以要坚决取缔，但对于文集的传播而言，未必就是坏事。一部文集的多次上献，就相当于实现了多次传播，这对于增强文集的传播效应、提高文集的知名度，是不无裨益的。 由“同一家集的重复上献”这一点，可以看出北宋前期图籍上献的乱象。当然，图籍上献过程中的弊病远不止于此，对于这些弊病，其实，不少人都有所察觉，王钦若于天禧元年十二月所上的《请具条贯精访书籍奏》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北宋前期图籍上献中的某些弊病： 进纳书籍，元敕以五百卷为数，许与安排。后来进纳并多，书籍繁杂，续更以太清楼所少者五百卷为数。往往伪立名目，妄分卷帙，多是近代人文字，难以分别。今欲别具条贯，精访书籍。[2](P328-329，第9册，卷192) 为了达到规定的上献卷数，上献者“伪立名目，妄分卷帙”，严重影响了所上献的文集的质量，因而，建议朝廷“别具条贯，精访书籍”。所谓“别具条贯”，就是设立一定的要求、开出一定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和条件的图籍不得上献或者上献后不享受相应待遇。对于文集上献而言，按照朝廷一定的规定或直接应朝廷的某项要求而完成上献，这就使文集从开放背景下的“主动上献”转变为特定要求条件下的“被动上献”，这或许是宋人文集以不同的上献方式实现传播的一个缘由吧。文集由“被动上献”所完成的传播，其实经历的是一个选择性传播或者传播“过滤”的过程，只不过这种“选择”或“过滤”的任务是由皇帝或朝廷来承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