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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吕留良诗学、诗风的评价，近代以来颇有聚讼抑扬。吕留良诗学没有明显的家学与父执授受，因此也不偏主一家，而是从学《诗经》《春秋》微言大义中立定根基，从学杜诗中宏阔规模，从学宋诗中独创格调。在残山剩水之间，吕留良抱定“舌在斯文在”的信念，以诗存史，留待后世。吕留良的诗作以诗识为胜，健放中贯注着岳渎之观与高华之境；在高压政治中扪舌吞声，故而造语渟畜，深得杜甫夔州诗之法度；有时又“忍不住”，率为故国发愤，时若犷厉；有时则于拙朴俚碎之句中刻画俗情细事，得子美之“别传”。晚村诗在清代诗坛的影响晦而不彰，但钱锺书先生从清诗发展内在理路角度作出的“远开同光体”之论断，颇具启发性。 关 键 词：吕留良/诗学/诗风/晚村体 作者简介：俞国林，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北京 100073；李成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师，研究方向：别集文献。湖南 长沙 410082 吕留良(1629-1683)，又名光轮(一作光纶)，字庄生，一字用晦，号晚村，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既是“前明仪宾之末裔”，也是清代的“文字狱首”。①自雍正朝以后，吕氏著述迭遭禁毁，禁例严而刊本鲜，稀如星凤，尽管有诗集残稿传世，皆以抄本的形式秘藏，清代诗论家在文献不足徵的情况下很难对其诗学与诗风做出系统详尽的研究。加之避嫌畏祸，清人对吕留良相关话题多持三缄其口的态度，这也是晚村诗很少被清人诗话提及的一个原因。在民族精神复萌的近现代，吕氏之行实与思想，很早就进入了学界的视野，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容肇祖、尉之嘉、钱锺书、包赉等学者皆有论列，黄鸿寿更是目其为“浙江大儒”。②不过，由于吕氏全集久久未得到整理，学人无法窥其全豹，故而在吕留良诗学评价问题上往往歧说纷呶。比如，就晚村、梨洲诗作高下而论，言敦源称其“附庸梨洲，不得仅以诗人目之”，③钱锺书则认为黄宗羲之诗“枯瘠芜秽，在晚村之下”。就晚村诗学史地位而言，钱锺书认为晚村“颇具诗识而才力不副”“仍是小家薄相”。④海纳川《冷禅室诗话》则对晚村推崇备至，认为“较之钱牧斋尚书，足可并驾齐驱”。⑤关于晚村诗的系统研究，张仲谋、黄意、俞国林等学者相继有过专论，⑥但更多的清代诗学研究著作和论文，在论浙西诗时留意到了吴之振，却忽视了吕留良。倘欲对吕留良的诗歌史地位进行界定，首要的工作当是对其诗学与诗风进行考察。随着《吕留良诗笺释》的出版以及《吕留良全集》的刊布，晚村诗的研究资料已近齐备，本文即拟以两种文献为基点，就吕留良的诗学渊源与诗歌风格进行尝试性探讨。 吕留良之诗学思想 吕留良少早颖悟，尽管受其兄吕愿良指授颇多，然思想多由自悟而成，非愿良所能笼罩，其诗学也没有明显的授受谱系。⑦甲申之变后，尽管尚属少年，他已经意识到了诗赋在学问格局层面的局限，“意已薄词赋”⑧。不过，诗歌对传统士人来说又很难割舍，在特定环境下，诗歌能发挥其他文体所无法取代的作用。吕留良对艺文之诗的态度有所保留，却对载道言志之诗很是重视，并曾用力研治诗学诗法，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诗学观和诗风。 在赠友人孙爽的诗中，吕留良追述东庄诗会的场景曰：“昔年从子从君游，学《诗》学杜学夔州。烂漫东坡与放翁，指端历历有源流。”⑨“从子”指吕留良侄儿吕宣忠，曾拜孙爽为师。晚村亦“时往就之”⑩，切磋诗学，并同孙爽、胡天木订《东庄诗约》，以“莫向新亭涕泪倾”共勉，且以诸人比于“泥蟠性未驯”。(11)吕留良于孙爽谊属晚辈，但二人行止思想皆颇为投契，孙爽以“畏友”称晚村，晚村则以“重志节、能文章、好古负奇”评价孙爽。(12)晚村此处“学《诗》学杜学夔州”，虽言宣忠所学，其实也可看作自指，抑或是对自己与孙爽共同诗学旨趣的概括。再比如晚村称孙爽“吞声急返故园棹，到家自喜舌尚存”，其中也寄寓着自己抗清失败流亡中扪舌吞声的往事记忆。在《孙子度墓志铭》中，晚村评价孙爽诗风曰：“而其奈何不能自已者，一寄之于诗，为风酸雨骇、山哀海思、荒怪回惑、变乱不可揣测之音，然皆帖然蟠结于酝藉跌宕之中，故读者但觉其高秀闲远。”(13)这一概括与晚村论诗主高华、渟畜之境颇为切合，下文将细加论证。通观晚村诗集，我们能够发现，晚村自作诗也呈现出与孙爽诗近似的艺术境界。总的来说，晚村在说他人时，常常间接自指，其中贯注着自身的思想与心路历程。“学《诗》学杜学夔州。烂漫东坡与放翁”，这两句诗点出了在晚村理想的学诗次第中，《诗经》、杜诗、宋诗堪为三大源头。晚村与侄子吕宣忠从孙爽学诗，也是在这三个维度上着力研习。实际上，晚村在乾撼坤岌之际，也颇为自觉地承续了《诗》学、《春秋》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同时，他固守学人之诗的本位，认为作诗应有本，以义理见识为根基；在专制高压下，晚村通过推重杜诗、宋诗表达对汉文化衣冠风仪的追怀，并成为远开清季同光体的大辂椎轮。有关晚村诗与宋诗的关系，钱锺书《谈艺录》以及张仲谋《清代宋诗师承论》《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皆有专门的论述，俞国林《吕留良诗笺释》也进行了系统注解。此外，张仲谋曾专章讨论吕留良之诗学观，分为“重义理，轻形式”“主个性，反模拟”“主宋诗，反唐体”等角度，(14)论述颇有见地。总的来看，学界对晚村诗学与诗风受宋诗的影响已经论述得颇为深入，唯对其诗学体系中的《诗经》、杜诗因素缺乏关照，本节拟就这两个维度切入，以期揭橥晚村诗风背后的“真本领”。(15) (一)吕留良为了纠正明诗之偏，曾上探《诗经》以寻求理论资源，他自述平生于《诗经》“用心于此，亦甚勤，亦甚密”(16)，在诗作中也多次表达对“一返大雅追风骚”的期待。(17)吕种玉系晚村族人，少时尝问学于晚村，他论晚村诗的特点也说“元音犹在人间”，并且此元音合于《诗经》“温柔敦厚”之旨，而明诗若历下派、竟陵派，其弊则在于这一旨意的“荡然”。(18)就吕种玉的行文来看，他的这段叙述很可能是撮述之前听来的吕留良的观点。不过，“温柔敦厚”似乎不能说是吕留良从《诗经》学中提取出的核心义谛，毕竟他不可能对清廷做到“哀而不怨”。在编选《宋诗钞》时，吕留良有意取法郑玄为《诗经》所撰之《诗谱》；(19)在作诗层面，吕留良本《春秋》大义，倡夷夏之防，即使在时文评点中也处处贯注其华夷之辨的思想。尤其是在“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之际，(20)诗歌中寄寓微言大义，代表了诗人对文化系统和价值理念的守护。吕留良诗作中的“舌在斯文在”一语，(21)正是他对这一理念的概括。 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吕留良对这句话很是欣赏，并在《与施愚山书》中加以徵引，且谓“然则《诗》之义，《春秋》之义也”。(22)此函的逻辑过渡很值得注意，吕氏认为《诗经》《春秋》有着共通的义谛存寓其中：“《春秋》与《诗》甚么相干?正谓善恶是非之不可揜，不相假处。即天子之事，三代之直道而行，《诗》与《春秋》一耳。”(23)《与施愚山书》所言共通的“义”，涵纳颇广，核心便是微言大义，严夷夏之防，严出处与进退。(24)吕留良尝论曰：“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25)这一段话还有几分含蓄不点透，梁启超为下断语曰：“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26)在《题如此江山图》时，吕氏也发挥“华夷之辨”，认为由元入明的遗民如戴良、王逢等“直是未明大义耳”；而他心目中的大义，即是“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亦即顾炎武曾详尽论证的亡国、亡天下之辨。(27)吕留良之诗学，也很得《诗经》《春秋》微言大义之旨，他在《诗经汇纂详解序》中认为，六经旨微，然“犹未有微于诗者也”。在西周盛时，“中林野人，汉南游女，类皆能文章，娴吟咏，以其幽深杳渺之思，而寄之于山川草木虫鱼之变”，故“词在此，而意婉寓于彼”。(28)晚村在这一段序言中不啻埋藏下了一把后人解读自己诗作的钥匙，唯有在读吕诗时处处提点“一时之学士大夫以怨悱孤愤之感，而藏之于微言隐讽之中，其旨远，其义正”这一句话，(29)或许才能对晚村诗有一总体的把握。晚村此类诗中比较典型的例证，便是多次出现以日月暗合而成的“明”字；有时单说日，也有这一层寓意在，例如《悟空寺观梅》“海门瘦日远天斜”，严鸿逵《释略》便点出“曰瘦日，曰远天，皆寓意也”。此瘦日实际暗寓东南流徙的南明，更确切的则指“顺治十六年己亥郑成功、张苍水联合北伐南京之举”(30)。 吕留良很认可“因《诗》知学，得诗教之益”(31)，一如《诗经》多通过“鸟兽草木虫鱼”这类名物来比兴。吕诗之微言大义，也多通过特定的名物来寄托。比如，《晦日次韵》诗“四听笳鼓何多也，只有山楼是故乡”，笳鼓乃胡地之乐器，用此既实指晦日景象，又暗指满族之入主；故乡之语，也不仅作家乡解，实际暗寓故国，盖谓只有自己居住的山楼还是明朝之地。再如《紫云山古松柏相传南宋时物》诗“石发皆髡顶独圆”，石发即生长于石上之藻苔，此处暗喻众人之发，意谓众人的头发已经被清廷薙发令所髡，唯此南宋古松之顶却未遭剪伐，“独”之一字，暗寓褒贬，这正是《诗经》《春秋》微言大义之法。其他名物意象如“画得兰根无好土”(《迁耕瑶亭与改斋同坐次改斋韵》)、“霜禽号异域，露叶泣非时”(《园林早秋》)、“素壁争残照，新草恋旧丛”(《集饮黄俞部竹斋次徐州来韵》)、“黄雀今知敛翼飞”(《喜高虞尊事解过话》)、“最是撩人情思恶，残阳偏傍小窗明”(《耦耕诗》)等，以及黄意论文所指出的“菊花”“冬青”“夕阳”等意象，(32)皆能在微言书写中曲尽故国之思。 《古诗十九首》尝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之句，在吕留良处，也曾写过“遇物皆成叹，为心那不悲”(《园林早秋》其四)的共鸣。身处清廷的治下，吕氏看到任何物事都不由得会发出源自内心深远的感叹。后来徐豫贞《题吕晚村东庄诗钞后》“化后虫沙供涕笑，梦中日月老顽痴。且须秘著中郎枕，他日终同郑史垂”等句，(33)实际是对晚村微言诗学的模拟化归纳。 (二)吕留良论《诗》之义即《春秋》之义，所谓严夷夏之防，在吕氏看来，杜甫之所以高出唐代其他诗人，也在于其诗得《春秋》义法，所谓“全唐诗人，较量工拙，未必尽让子美；而竟让之者，诸人工于诗，子美得此义也”(34)。杜甫诗中的华夷之辨，尤以安史之乱中的作品如《留花门》等最为典型。吕留良在离乱中对杜甫此期的诗作很有共鸣，几乎每首诗都不忘提点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般的守持。 在明遗民群体中，学杜如阎古古“冻瀑禅灯挑杜律”(《后耦耕诗》其六)者不乏其人，这一方面是清初转向宋诗内在理路之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遗民能在杜诗饱经离乱的笔触中寻找到共鸣。晚村重杜，故于唐代以降诗人诗学中的杜诗因素特为表出，比如他评价王禹偁的诗史地位，就格外看中其“为杜诗于人所不为之时”(35)。其实，在清初诗坛上，晚村学杜之深与钱牧斋注杜之博，皆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晚村之学杜，手摩批校不倦，朝夕讲解，且诫子曰：“学诗宜从老杜入手，谓是浑然元气，大吕黄钟，不作铮铮细响。五言七言，当于此求其三昧。”(36)其手批杜集仍流传于世，(37)从中亦可窥见晚村在思想与艺术上对杜诗接受的各个侧面。 吕留良曾评杜甫曰：“此老浑浑，好说时事，惹得人称诗史。”(38)晚村学杜，很注重效仿其诗史之自觉意识。吕留良《与高旦中书》曰：“并订兄驾明春早出，于诗史诸事大有所商。”(39)尽管所商何事已不得而知，但以诗存史却是当时明遗民的共同取径，晚村交游如吴之振、严鸿逵等人的诗作皆可以覆按。情因事而发，事因诗而传，诗亦史之一途。晚村诗如《田家女》写战争后平民的生计维艰，《登句曲毗卢阁》写乡村的破败，《岁除杂诗》《新岁杂诗》写对清廷在浙江征科漕役的不满，皆能看到杜甫安史之乱期间诗作的遥遥投影。诗史意识而外，吕氏也多在诗意构拟上规仿杜诗，比如《静夫尊人日从老人留饮今年正九十》尽管体裁属于五古，但其追忆前明“海宇忘兵革，冠佩何彬彬”的笔法却与杜甫《忆昔》如出一辙。 在诗艺层面，晚村学杜，颇重对杜诗的表现手法及句法进行模拟，比如晚村注意到杜甫《新安吏》“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表达“怨恨无限，语自浑浑”，(40)遂在己作诗中有意识地磨淬，通过情绪自我克制，进而呈现出渊渟无波的诗境(下文在论晚村诗风的部分将会详加讨论)。又如晚村《乱后过嘉兴》句如“生面频惊看，乡音易受欺”“烽烟一怅望，洒泪独题诗”“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残魂明夜火，老眼湿秋风。粉黛青苔里，亲朋白骨中”等，皆纯用老杜句法。杜诗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晚村诗改作“小雨荷钱受，微风竹箭争”；杜诗“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晚村诗合为一句“风光流转莫相违”；杜诗“孔雀未知牛有角”，晚村改作“孔雀不知牛角触”；杜诗“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晚村改作“莫以寻常轻燕集，一生襟抱几回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从这些字摹句拟中，我们也能注意到吕留良学杜实践的微观层面。 那么，吕留良所言“学夔州”又当如何理解呢?黄庭坚尝论曰：“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陈善《扪虱新语》则谓“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41)。黄庭坚在他处对杜甫夔州诗也有评价，如“平淡而山高水深”“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等等，皆可参证。夔州诗是杜甫人性关怀呈现的转折点，自此他从伦理关怀演进到生命关怀，(42)关注鸥鸟的劳逸、细微水族的命运，对缚鸡而有“蝼蚁可亲”的温情，对风俗民生也有着更为细致的观照。晚村对杜甫夔州诗的借鉴，一者在平易淡远的七律之作上下功夫，二者也注重刻画俗情细事，在人情事理中沉吟感悟，这对晚村诗风中的高华之境以及渟畜涵远的风格皆有着深刻的影响。正因有“学杜学夔州”的自述，当我们读到晚村“樵采不相同，百家饮一泉”(《忆故乡山里》)、“奴橘输轻绢，姑榆落小钱”(《东庄闲居贻孙子度念恭兄》)等句时，便不会觉得与晚村健放犷厉之句不合，而能深味晚村与杜甫夔州诗一致的结撰理路，即“刻意浓缩画面，简省色相描绘，精选细节使之典型，密集意象使跳跃加大，留给读者以更多的联想和运思的空间”。(43) 此外，晚村也常从近体诗的结撰体式入手规摩杜诗，比如他注意到杜律“用韵发起得体”(44)，遂在己作七律中多学杜甫韵起之法；通过揣摩杜律章法，总结出“大抵七言律，宁中联尽散而豪畅，无宁首尾皆对而局促。彼伤格，此伤气。结对尤为不宜”(45)的规律。实际上，晚村诗中成就最高者，恰在学杜最深的五古和七律，“因格律所限削去芜词蔓思，又因句法傲兀而不掩个性”(46)。 意象或典故的沿承，已经不能归于诗学源流的层面，不过由于晚村诗作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故在撷取老杜诗歌意象的同时，也会效法其比兴讽喻的文本深度，晚村《怀四明高辰四次太冲韵》用杜甫“花鸭”的典故便是一例。杜甫《花鸭》诗曰：“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鸣。”(47)晚村次韵诗尾联乃作“池中花鸭知君意，怕恼比邻也不哗”，且于诗后特意自注：“所居，分以住兵。”(48)用杜甫比兴讽喻，深有寄托。《吕留良诗笺释》引顾宸释杜诗“戒多言也”之说，指明此处晚村实以花鸭自喻。杜甫因直言受妒，出居于外，尽管有一饱之适，而心中郁结，诗以先鸣为戒，实则托诗而又发一鸣。晚村怕恼清兵而不哗，实则托此诗而大哗——杜甫、晚村皆不自甘于“默默者存”的行列。不过，就格局而言，晚村学杜，心有馀而力未逮，这一方面如下文所引钱锺书对清初浙派诗的评价“颇具诗识而才力不副”有关，另一方面则如邓之诚指出的晚村“聪明太露，殊无儒者气象”，(49)以器识格局来论诗艺境界，或能道出晚村学《诗》学杜而不至的深层根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