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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之诗风 吕留良乃学高情深之人，(50)唯其学高，故诗中有厚重的见识；唯其情深，故当衣冠沦亡之世，深感苦痛，如袁行云所称“多沉苦之言”。(51)徐世昌《晚晴簃诗话》称晚村诗“纯用宋法，风调雅近《黄叶村庄》，而益以苍坚”，“惟以身处殷顽，不循汉法，往往以质直出之”。(52)评价颇为中肯，然谓吕留良雅近吴之振，则次第颠倒，实际当是吴之振学诗于吕留良。至于民国海纳川《冷禅室诗话》认为吕氏“诗学承明季余风，大体雅近七子”，(53)此论或许是因晚村早岁尝与孙爽切磋诗艺而发。孙爽之作确实沿承明人诗风，不过在晚村诗包括早年的作品中却很难发现七子、性灵诸派的明显烙印。 在吕留良看来，诗人的诗风与其年岁涉世颇相绾合：“凡为诗文者，其初必卓荦崖异，继而腾趠绚烂，数变而不可捉搦，久之刊落，愈老愈精，自然而成。”(54)吕留良人生境遇数变，张谦宜尝谓：“吕先生，少年是豪迈人；后遭患难，是历练人；收心向学，乃改辙人；逮所见愈深，则进德人矣!”(55)人生的数变也影响着其诗风的转向。吕氏青年时期，讲求诗法诗艺，气格求其高远，行布务其精炼，张鸣珂《何求老人残稿跋》评晚村诗曰：“其豪放如龙门飞瀑，奔腾澎湃，令人三日耳聋；其镵削如奇峰怪石，森然如欲攫拿；其幽秀如孤花瘦蝶，风致自佳。回环雒诵，又如云车羽盖，缥缈闻笙鹤之音。”(56)这一段意象比拟大都就晚村早期诗风而言，唯“又如云车羽盖，缥缈闻笙鹤之音”，含蓄点出晚村诗中隐藏的弦外之音。自青年起更事阅人，晚村的诗笔转向老成，在延续少年的健放诗风的同时，克制内敛，务求渟畜；当“忍不住”之时，又会呈现发愤犷厉的本色。此外，晚村受杜诗影响，也很重视通过俚俗之句追求古意与质直。以上诗风特点共同构成了“晚村体”独有的风貌。 (一)钱锺书认为，清初浙东浙西诸家如吕留良、黄宗羲、吴之振等，“颇具诗识而才力不副，晚村较健放”。(57)“健放”一词，对晚村诗风概括得颇为精到。健放诗风体现的是诗人外在的“意气勃发，论辩锋涌”(58)，其内在则有着充沛的义理底气为根基。 吕留良为人洒落，尽管亲历残山剩水之变，却并不悲悲戚戚，而是以“莫向新亭涕泪倾”自勉，且能隐忍蓄积，相信“苟乾坤不几乎息，必将有复旦之理”。(59)吕留良为文寥廓高古，论诗亦颇重“岳渎之观”(60)，以底气沛然、格局宏大为尚，其自作诗读来也颇有磅礴慷慨之意。吴肃公曾评晚村诗“如剑锷霜华”“刁斗夜鸣于悲风边月中”，(61)此评所看中的，即是晚村融家国身世之感于诗句中，故能得“戞然而鸣，勃然而感之本”(62)。此“本”源自于黍离麦秀之悲，却不见于承平闲时者之笔下，因此吴肃公认为这种“勃然而感之本”可以在陆游、谢枋得处看到，却无法在赵孟、虞集处觅得。吕留良放弃诸生后，内心的“失脚”负罪感释然，诗作与山巅水涯的遗民之风更为相合，中如“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空城不返青衣主，大泽犹存雪窑臣”“天上几家忘主客，此身今日系存亡”等，沉郁阔大，远非宋诗所能牢笼。 晚村凡作抒写性情之诗，颇重高华之境。所谓“高华”，吕氏在《论文汇钞》中有过阐释：“高华如庾、鲍、老杜，称其清新俊逸，故知所争在气骨，不在词句也。但词句高华尚不是，况今日之词句那得有高华哉?”(63)大凡气骨铮然，其吐辞自不会流于卑琐凡鄙，如同菡萏举首出水一般，“高华真气象，只在此中寻”(64)。执此理路以评前人之诗，即便不以诗得名者如汪藻，也因诗作“兴寄深远”“有骨”而被吕氏冠以“高华”之目。(65)晚村作诗，虽广学诗源，却不为所囿，下笔吟咏，无一丝苟且，“矢口皆为天性语”(66)。他曾数论诗家疵疠，认为遣思属词，当离窠坎，不可“使真气蒙翳于篇句间”(67)。诗句之“神气生动”，端赖避免“着脂粉”之弊端。(68)真气生动，故能活泼有血气，再淬砺以见识才情，所作之诗自能得高华之境。 吕留良诗之高华者，大都从实学来，熔炼经籍，内注炎凉。吕氏因能守持《春秋》大义，故而持论较山林隐逸一派更上出一层，即使面对好友如黄宗羲、吴之振，对其诗中所反映出的退缩，也不敷衍假借。康熙十四年七月，吴之振作《种菜诗》，有“宪章食物真多事，只合篱边谱菜根”“闲人休作东陵看，只种菘葵不种瓜”等悠闲岁月之句，而“国初诸老徵题殆遍”，也大都附和其说，标榜隐逸，如汪琬“但了残书咬菜根”等即是。吕氏题诗在诸人之后，遍观前题诸作，失望而叹曰：“自牧出示时辈和种菜诗甚夥，皆不堪置目。”晚村所论“不堪置目”，不在诗艺而在诗心，当华夷变态之际，而欲“论担街心卖大瓜”，其可得乎?故晚村针锋相对，叹曰“此间那有故侯瓜”。在中国隐逸文化传统中，“种菜与种瓜实有本质之区别，前者为‘隐士’之生活方式，后者为‘遗民’之精神操守”(69)。晚村诗常于细微处寓感愤，于此可见。蔡容也有见于晚村诗的岳渎气象和高华境界，故比喻其诗为“烟云气向毫端集，冰雪光从纸上抒”(70)。得此健放笔意，晚村诗转能胜出黄宗羲一头之地，正如钱锺书所概括的，梨洲诗“枯瘠芜秽，在晚村之下”(71)。可以说，如果要从清初浙西诗人群体中推举代表的话，当非晚村莫属。 (二)晚村谈艺，喜拈“渟”字，比如读《半可集》，谓其“浩演渟淯”(72)；论宋初诗，则称“始为大雅，于古朴中具灏落渟畜之妙”；论晁冲之诗，则谓“渊渟雅亮”；论秦观诗，则谓“追琢而渟泓”。(73)晚村诗受杜诗→宋诗这一系影响很深，他主张“渟畜”，一方面有源于杜诗→宋诗的内在理路，例如晚村在批点杜诗时就很注重其“古澹”，这是杜甫晚境尤其夔州之后诗作很具有代表性的诗风；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清廷政治高压下，不得不做出的应变，所谓“吞声不用枚衔嘴”。从杜诗→宋诗内在理路方面而言，诚如钱锺书所概括“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吕留良也认为：“腠理极密，而体势极宽。浑仑看有浑仑之妙，碎拆看有碎拆之妙。古人服倒杜诗韩文，正争此耳。”(74)杜诗→宋诗的特性内在地要求诗人从吐辞古朴、追琢锻炼上下功夫，如晚村所谓“锤炼老成，壁垒一变”，乃能使人“望而震畏”。(75)自然，这种“震畏”之感，未必是字词上的铺张扬厉，往往越是平淡的言辞，越有大音希声之洪阔。当康熙八年(1669)，吕留良过湖州，遥见“残山剩水”中又现出日出烟消、斜风细雨之境时，遂感赋“白头一望真愁绝，何处浮家托此生”?(76)涵演深远，疏朴老直，九重心曲茹而不吐，终以淡拙化之，唯其诗中有深情痛意在，故觉淡而丰润，有活泼泼的生命意识。晚村尝论叶适诗曰“曾点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77)，由此可见晚村对“淡生于炼故不枯”的重视。吕留良在诗中多次书写自己如郑思肖画兰无根般的无家可归之感，如“故国皆殊域，他乡岂远行”(《送子度游吴门》)、“画壁自摹真故土，酒杯才放即他乡”(《季臣兄卧病欲荒园》)等，读来能够感受到吕氏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痛定无声，欲说还休。 吕留良自觉传承南宋遗民创立的诗学传统，这一传统表现在诗风上，便是隐晦其词，半“托讽刺于诗歌字书之间”(章太炎《讨满洲檄》)，半为叹息之声。当吕氏在评论徐铉《骑省集》时，便注意到徐氏易代以后之作“情郁为声，凄楚宛折，则难言之意多焉”(78)。当然，徐铉入宋，虽有故国之情，却未经历文化沦亡的苦痛，而吕留良同时代的士人，所历经的变故乃是他们所认为的“天崩地解”之亡天下的奇变，故其发言为诗，又更与以往不同。吕留良《孙子度墓志铭》曰： 奈何不能自已者，一寄之于诗，为风酸雨骇、山哀海思、荒怪回惑、变乱不可揣测之音，然皆帖然蟠结于酝藉跌宕之中，故读者但觉其高秀闲远。尝云：“诗穷乃工，今日之穷又不然，羲皇以来仅再见耳。当唐宋人未有之穷，必有唐宋人未有之诗。”(79) 这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前半为吕留良之论孙爽诗，亦是自况，后半为孙爽之诗论，他们对诗穷而后工的经典诗论观念进行推衍，含蓄指出风酸雨骇、山哀海思、荒怪回惑、变乱不可揣测的诗思之所以“帖然蟠结于酝藉跌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面临的身心困境，或称作“穷”，乃“羲皇以来仅再见”。也就是说，前世朝代更替，多为亡国，而他们所面临的，却是天下已亡。心中苦痛，不敢直书纸上，故吞声扪舌，运以微言大义之法，故读来每感波澜不兴，实际上文字背后却蕴藏了无尽涛声。 在具体的文字行布层面，渟畜是为了避祸；如何才能渟畜，关键的是用层层的典故遮挡。无论事典还是语词典，都能将心曲深深隐藏。比如当他读到王采薇的《桐江随笔》后，次韵赋诗曰： 井底书还纪汉年，壁中经不受秦烟。翻从佛院存吾道，且把神州算极边。 德祐以来当别论，永和之际愧诸贤。但看舌在斯文在，何用茫茫问醉天。(80) 晚村当鼎革之际，语多怨讽，若佛院存道、神州陆沉、德祐永和之变，皆是文化痛史，晚村将其一一蟠结于律句中，伤而不露，在酝藉的过程中呈现出渟畜的平静。当其诗集流传不广之时，世人还只是认为他将心史寄托于《四书》评点之中，“或曰先生哀愤之语无所寄，则一泄于所批学子之四书文，其得祸以此”(81)，然而当我们细读晚村诗集时，可以发现其“哀愤之语”，更是显著地灌注在诗作里。晚村写诗指斥清廷，几于念兹在兹，而不是如袁行云所称“偶有讽刺感喟”(82)。对于这一类语义平淡而托讽之句，俞国林在《吕留良诗笺释》中已经进行了详尽的疏证，其中典型者如“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手录从子谅功遗稿》)、“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耦耕诗》其一)、“但存佣保髡钳意，肯作人天鼓笛思”(《次韵酬古灯》)等，皆具尺幅千里之势。详绎晚村中后期之作，颇能感受到其用语隐晦却无一字无来历，所用典故于表层意象下另注之深意。 (三)吕留良性情疏宕任侠，有的论者也因此指摘他没有醇儒气象，樊增祥甚且以其与金圣叹并举。(83)晚村诗也并非一律地渟畜内敛，当情绪跌宕无法自抑时，他有时会将思绪直写笔端，如“横江夜雨想南京”(《季臣兄卧病欲荒园》)；有时他也会愤然指斥，“以文字抗虏”(章太炎《箴新党论》)，言辞不受缰绳。章太炎论晚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概括为“观其诗，率为故国发愤，时若犷厉，要非可以饰为者”。太炎摘举晚村《人日》诗“鸡狗猪羊马又牛，看来件件压人头”，评曰“犷厉之气可见”。(84)如果说在多数情况下，吕氏为远祸计，笔下尚能渟畜饰为的话，在某些特定的情境里，郁孤之怀，不吐不快，晚村诗又会呈现出其“忍不住”的犷厉的风格。(85) 吕留良诗露犷厉，往往是在自己思想与乡人故友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吕氏痛悔失脚为诸生，除名之时，“一郡大骇，亲知无不奔问旁皇”，吕留良反称“自此，老子肩头更重矣”，(86)作《即事》诗曰“甑要不全行莫顾，箦如当易死何妨”，复作《次韵答孟举见寄》曰“便得生还毛已落，从教饿死被须方”，(87)死亦不讳言，气盛如此，遂使教谕陈执斋有“但恨向日知君未识君”之叹。当吴之振北行举官中书之时，吕留良不满其仕清，且勉以“休将高帽落泥沙”。吴氏答诗“吾党自应严出处，此心原不滞行藏”以自解，晚村再答诗语亦平和，但对清兵占领下的江南世局却指斥曰“横行紫蟹秋当路，人立黄狐昼跳梁”(《孟举以诗见寄次韵奉怀》)。(88)“人立”句化用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但杜诗似据实写，未寓影射，而晚村则借此以斥清廷当路者为横行之蟹，斥亲近攀附清廷者为跳梁之黄狐，诛心之言，诗风凌厉且冷眼若冰霜，已完全抛开了内敛饰为的障眼法。其他零句如“千里寄君双眼去”“头皮断送肯重还”等，皆是愤懑填膺或心绪凝沍状态下的发愤之语。 (四)陆游有诗曰：“外物不移方是学，俗人犹爱未为诗。”吕留良平日颇爱诵此语。(89)吕氏为诗自然不求老妪能解，用典艰深处更是难以确诂，但其对俚俗入诗并不排斥，反而有时刻意用力于此等处。在吕留良看来： 杜子美诗最多拙朴俚碎之句，然其牢笼物态，雕锼人情，正于拙朴俚碎中得古来不传之妙，故昔人称云：“子美诗之圣，尧夫又别传。”……其行文刻画皆在俗情细事，而天真烂熳，无中生有，空际散花，遂成奇绝。乃知后人之以修饰浮丽为雅者，正古人之所谓俗也。(90) 这段话与“东坡谓街谈市语，皆可入诗，如金银铜锡，投之大冶，无所不化，非胸有炉锤者不能”正相印合。(91)清人阮葵生曰：“俗语入诗，要有别致，方不伤雅，千古惟少陵一人而已。如昔人所称‘明星当空大’，‘无处告诉只颠狂’，‘但使残年饱吃饭’，‘案头干死读书萤’，‘却似春风相欺得’，‘更接飞虫打着人’，‘堂上不合生枫树’，‘不分桃花红似锦’，‘惜君只欲苦死留’，‘数日不可更禁当’，‘遮莫邻鸡报五更’是也。后来惟香山、东坡亦能之。”(92)吕留良所关注的俚俗境界，端在于刻画“俗情细事”而能存其天真，正如杜诗“能将人情粗浅意写入理致精细中，另有异样神采”，后世白居易也学得此法，遂能张大元白体格。吕氏认为后世诗家不明此义，议论得失，“亦只坐无此见识力量耳”。(93)他对杜甫的俚俗之句颇为关注，比如杜甫《新婚别》有“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句，晚村批曰：“本是俗谚，却成古句。”《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句，晚村批曰：“村谣古语，情致委折，亦美亦讽。”《石壕吏》有“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等句，晚村认为“不整不韵，正是古意”。(94)可见吕留良对俚俗之句的标准是能得古语、古意。吕诗之俚俗，也深受杜诗的影响。杜甫《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诗首联曰“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晚村眉批曰：“七言律如开口说话者，又是一体。”(95)并在自己的诗作中改头换面：“不见黄公又四年，短书入手泪双悬。”(96)晚村在其他诗中也常常径以“开口说话”之句入诗，如“常说年难过，今年分外难”(《岁除杂诗》其一)、“老妻治饼催耕早，稚子糊灯待月圆”(《谷日又同饮》)等等，据笔者统计有30句以上。杜诗偶作俳谐体，如“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晚村注意到杜甫此首《戏作俳谐体遣闷》“用方言、土物、风俗，俱妙”。(97)在己诗中也多次以方言、土物、风俗人情入诗，比如吕氏《种菜诗》后《又自和种菜诗二首》有句曰：“邻翁怪我懡甚，颺却甜瓜下苦瓜”，(98)口语入诗翻能刻画人情更为贴切。 晚村学杜甫，能兼表里，杜甫常在细碎诗料中寄寓深远，晚村也颇得此旨。如杜甫有《园官送菜》诗，诗序曰：“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伤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诗。”晚村眉批曰“小料大论”。(99)后来吕氏也以此“小料”作《和种菜诗》，针对吴之振“只种菘葵不种瓜”诗中反映出的悠闲岁月之意，指出明社已屋，“此间那有故侯瓜”，洵为“大论”。 学界有一种习用的论证逻辑，即由《宋诗钞》多选杨万里诗，便推证吕留良俚俗之风源出于诚斋，然夷考晚村诗文，却可以看出他得力老杜处更为根本。晚村诗流易之作，意在写其澄怀率真，这也是他一贯的论诗主张，吕氏欣赏天真烂漫的俚俗，却拒绝伪饰风雅的庸俗。他反对以俗情而亵诗格，在《与周雪客书》中便直斥“寿诗”“起于末世夸诞营竞之俗”。(100)他同样反对伪唐诸体的学步模拟，认为优孟衣冠，且无内在的“真本领”，更见其俗。这样省思而过，杜诗尤其是夔州以后诗具有古意的俚俗反倒成为晚村刻意营造的诗风诗境，此追求既是对明诗伪雅、伪唐的纠偏，也时时能看到向杜诗的回归。 吕留良在题《如此江山图》时特意道及云林道人金乘一联曰“前度衣冠虽落莫，后来文物未凋零”(101)，他伤痛前明华夏衣冠之丧，但坚信有明遗民在，则文物就不会因异族入主而凋零。在传统中国，很多士大夫守持“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张之洞《劝学篇》)的信念，尽管作诗，却不以文人自任。(102)在他们看来，诗作只是记载国史、心史的一种形式。吕氏对戴昺的《答妄论宋唐诗体者》一诗颇为欣赏(其中有句：“性情元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且谓“知此，可与言诗矣”(103)。晚村借诗发抒怀抱，陶铸性情，不单对文人群体争辩唐宋体格不以为然，更是不以预流自居。他曾徵引孙爽之言曰“当唐宋人未有之穷，必有唐宋人未有之诗”(104)，显然也是自期有别于唐宋诗风，写出现世苦难奇变之后的“诗穷乃工”。 吕留良认为杜甫在诗中守持住了《诗经》《春秋》大义，“大吕黄钟，不作铮铮细响”，因此虽位卑如村夫子，却在沧桑世变中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吕氏自己的遗民生涯也如他在《次韵和黄九烟民部思古堂诗》中所说“闭门甲子书亡国，阖户丁男坐不臣”那样度过，他“书亡国”的形式有多种，以诗纪事、存史便是其中之一大端。因此，讨论晚村诗，本事的考索显得尤其重要。当然，对晚村诗学诗风的讨论，应从其创作入手，而不能仅以其所持之诗学观点为指南，这也是研究吕留良一类学者型诗人所当留心的法度。 无可讳言，晚村诗在艺术成就上是有局限的。在晚村同时身后，曾静案未发之前，效法其诗风者也只有严鸿逵、郑亦亭等寥寥数人。(105)钱锺书认为，“清初浙中如棃洲、晚村、孟举，颇具诗识而才力不副。晚村较健放，仍是小家薄相，如鸡肋刀豆，槎枒寡味，学诚斋、石湖，劣得短处，尚不及同时汪钝翁之清折妥溜”(106)。吕留良也曾对自作之诗进行过反思：“为诗恨伪盛唐，而未离声律，两骑夹带，犹为所牵挽，思欲坐进古人，所待于后甚远。”(107)晚村所谓“未离声律”，主要就七律而言，诗格苍劲，尽管可以说得少陵之一体，然“纤密无气韵”(108)，列于唐音、宋调之序列中，终非正宗。如果要对吕留良诗学史地位进行界定的话，笔者认为钱锺书“远开同光体”的评价很具有启发性。(109)至于这一评价的内在理路之分析，则是另一问题范畴，附识于此，以待翌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