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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基本价值取向 至此，在把更缜密的逻辑转换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建构及其学理穿越与知识填充的责任，悬置给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现代治理专家以及政治家自身之后，我们无法拒绝的学术使命，就是这么冗长的知识谱系背景和命题建构前置条件叙议之后，必须对“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本身，择要给予较为清晰的义项编序，否则其知识合法性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义项编序，至少应该非穷尽性地包括如下内容，以确证“新时代”背景下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真值率。 第一，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意义本源性，使得命题建构在“大地”之上而非飘忽不定的空中楼阁。之所以文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民的历史，是因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13]，而这也就逆向地要求我们深刻意识到并且顽强坚守住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3]15，并且将这一真理转化为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价值现实”，也就是“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13]17。其实就命题义项的知识陈述本身而言，不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谱系的代际同质性言说，而且中西关于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相似性表达旨趣。就前者论，不乏否定情绪的“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61]578，或者肯定意志的“应当恢复传说的古老语言，应当增添其他真正的民间传统来充实一本书，然后把它送到民间去，这样，传说才能保持它的诗意”[49]88，无非都是强调底层和人民大众更具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社会本源意义，尽管任何时候都不排除其它社会构成要素同样具有意义生成合法性，甚至尽管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其它垂直结构社会形态里，人民作为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社会本源的实际状况远远低于社会本体真实存在状况，而这是“特权”、“专享”和“愚民”的历史产物。就后者论，无论西方神话叙事中文艺使命诉求的“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古代人的光荣业绩和居住在在奥林波斯的快乐神灵，他就会立刻忘了忧伤，忘了一切苦恼……首先请说说诸神和大地的产生吧!再说说河流、波涛滚滚的无边大海、闪烁的群星、宽广的上天，再说说他们之间如何分割财富如何分享荣誉”[1]29，还是中国民间文艺关注中责任担当的“他们产生于大众之中，为大众而写作，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88]13，不过都在极力强调文艺的本体价值及其在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人民日常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传统的正典文艺学说通常会有意无意忽略这一历史事实，而“忽略”的更深层根源则不过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3]178。于是，必须振聋发聩而且必须从文艺意义生成的本源角度高擎“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大旗的迫切性就在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背景，“以人民为中心”居然较大程度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弱势境遇的尴尬现实问题，一些极端另类化、拜物化、私人化、庸俗化乃至理性社会底线之下的亚文化文艺创作，居然以边缘理所当然遮蔽中心、另类少数理所当然优先于社会绝对多数、西方精英社会阐释理所当然挤压中国人民建设成就等似是而非的夸夸其谈与装腔作势，诱使当代中国文艺现场的意义生成本源，主要不是因抗争、奋发而收获当代中国迅捷强大于世界的亿万万人民大众及其生活进程，反而是那些被妩媚化的身体与身体意识、被欲望化的煽情与煽情行为、被狂热化的解构与解构叙事、被娱乐化的精神与精神沉沦……诸如此类的异域非理主义知识钓誉者及其中国思想文化现场的售誉者，正在以圈粉的方式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的意义生成本源，而我们必须使其回到人类社会理性对待“价值一般”与“价值现实”的正确轨道，至少确保绝对多数人民当得了自己生存的“家”，也作得了文艺生存的“主”，因为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本体形态与社会本体时代所根本制约。 第二，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利益主体性，使得命题建构在未来时间向度而非逆向历史维度。任何国家或者任何文明背景之下，自从阶级与国家形态的垂直社会结构以来，人民从来就没能处在精神意识的社会支配地位，因而也就事实上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作为社会存在内容的利益主体，所以也就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些历史语境下，会产生只有现代扁平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文艺价值取向才会有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或者“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等价值主张。“未来时间向度”的所指权重在于，命题建构的价值主张并非现实的“已然”而是未来的“必然”，就仿佛前苏联时期清晰证明了的诸如“评定人民与艺术之间的相互联系，需要：第一，阐明人民群众在社会的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研究‘逆向联系’——艺术在人民的思想和美学发展中的作用；第三，确定在艺术本身中怎样反映人民生活和体现人民意识”[8]57，至今依然不过是理论言说形态的一纸空文。就中国问题背景而言，命题建构中人民在文艺存在现实界面是否真实获得其利益主体性，不仅是理论求证的问题，更是现实确证的问题，不仅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更需要功能完备的支撑性制度保障。如果没有这样的保障，也就无法做到“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13]16，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文化利益与文艺价值的日常状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84]102，进一步的事态则会呈现为垂直社会结构条件下，文学艺术资源、文学艺术成果乃至文学艺术活动社会参与机会等，丰富状态下依然绝对多数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缺席，非准入直至被动性自我放弃。就仿佛《周礼·冬官》关联时代就有精密制作的组合乐器编磬功能存世。如“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搏为一，股为二，鼓为三”(21)，或者《国语》关联时代就有功能完善的音乐律制，如“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洲鸠。对曰‘律所以产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钟”(《国语·周语·王问律于伶洲鸠》)，抑或《左传》关联时代就有仪式功能完备的宫廷文艺活动如九月，考仲子之官，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候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左传·隐公五年》)。凡此种种，虽然无不是中华民族经典文学艺术杰出创造的美好记忆与文化财富，但同样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那就是这些经典及其功能呈现活动现场皆与人民大众无涉，同时也就意味着它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专享者”有目的地放弃了人民作为其价值归宿的设定，甚至从一开始就预设了屏蔽人民大众的场域准入资格。因其如此，人民大众只有滞后数千年而子嗣承继者能在国家博物馆或其它收藏场所，时空错位地由这些承继子嗣想像性时空穿越中试图予以当场意义激活。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里，这样错位以及支撑这些错位的文艺观念、文艺行为和文艺体制等，在任何意义维度都得止步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利益主体的价值原则。不是不允许个体特殊文艺利益凌驾乃至置换人民大众的文艺利益主体地位，以及这种“凌驾”与“置换”的社会限制缺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只有坚守人民在文艺存在中的利益主体性，才能积极地衍生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13]，当然也才能从价值学与社会动力学维度，现实地驱动“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3]18。 第三，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现实动力，决定了文艺作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的现实驱动者地位或者驱动力要素能量，使得命题建构着眼于社会发展时代活性以及现实生活内容对时代精神文艺凝聚的“流水不腐”式驱动。文艺现实驱动力包括宏观社会驱动和微观个体驱动，人民本体论意义上的文艺现实动力，无疑存在于宏观社会驱动。但就既往的文艺思想史而言，无论中西，微观研究往往较宏观驱动更全面、更缜密同时也更深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文艺的创造性个体涉身抑或接受性个体涉身，其精神个体性直接就是特定个体能够获得主体身份的存在前提，由此导致研究者的揭蔽兴趣更浓，同时揭蔽的可能性空间更利于揭蔽者的初始经验呈现与转换。中国古典文艺思想史上，诗论、词论、书论、画论、曲论、乐论、舞论等知识域中诸多发生学范畴形态研究，诸如“感物”“感兴”“妙悟”“神思”“知音”“兴会”“言志”等，以及其中特定范畴细节性知识叙事的如所谓“凡音者生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吕不韦《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又所谓“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抑或所谓“时文不在学，只在悟。平日须体认一番，才有妙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文》)，都是基于个体性微观社会驱动进行关联动力学分析。与此不同，那些“载道”“教化”“文运”“通变”等范畴形态研究，以及特定形态细节性知识言说的诸如“乐府，尽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之于损篪，和之以管籥。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序，《皮子文》卷十)，则无疑是基于非个体性宏观社会驱动进行关联动力学分析。就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现实动力而论，更多涉及宏观动力议题、而微观动力议题暂且处于悬置状态。于是所议显然就指向如何激活人民作为社会本体的文艺能量：既包括创作能量，也包括接受能量；既需要积极参与、也需要主动诉求：既投身火热当代生活，也追求伟大中国精神。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发有为时代。托举这个时代亿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正用他们的双手垒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千秋大厦与精神家园。时代和人民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铿锵步伐和激荡，是这个古老民族集体创作并呈现给人类的壮丽史诗。所有这一切，除了驱动和激活文艺繁荣兴盛之外，还可能有任何别的理论答案与实践答案吗？ 第四，在于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审美确证，决定了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或者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强调人民对于文艺存在最普遍同时审美价值最大实现，使得命题建构与人类最基本审美规律具有高度一致性。康德美学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极易被知识弱化的具体命题，那就是“审美的普遍可传达”[89]138。如果谱系回溯地到古希腊知识背景寻找意义线索，很容易就能发现，审美的人类确证是以社会集合“存有”来加以证明的，因而审美能力或者审美经验愈是在形而下日常界面由“潜能”或“潜在”绽出为事实，则意味着特定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就愈高。当亚里士多德讨论“运动”这一存在性概念时，他所说的“当潜在东西不是作为它自己，而是作为能动的东西时，它的完全的观点性就是运动”[51]267，其中就包括“运动”过程的“审美可传达”，以及对“完全的现实性”价值追求，也就是命题知识代际延展之后更加清晰定位的“普遍”，而审美不过是诸如此类讨论中的一个隐存对象个案。对于这一对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运动”命题里，审美传达作为存在的运动方式还只是隐存潜在，而到康德那里则已然延展为针对性的知识方案的显在形态。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此议之际的关联兴趣在于，审美实现所追求的审美价值由审美可传达的“普遍”得以最终确证的美学观念，是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具有一致性或者可知识互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知识陈述的诸如“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58，或者所谓“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3]，在此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可以转场至当下事态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理念：(1)审美的精神个体形式或者说个体偶在经验的审美直接现实(譬如杜威“经验说”或克罗齐“直觉说”，最终是以人类一般审美形式或者说可传达形式为前提的，否则就无所谓审美这一特定存在维度的“类存在物”。(2)审美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自由的特性，其存在范围愈广、可传达愈众以及可通约愈多，社会从异化解困的可能程度与实际程度也就愈大。由这两个价值理念来看一个世纪以来逐渐扁平化社会文化公共参与形态及审美共享态势，就不难发现，所谓人类的文化解放，最广大人民大众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互约参与就是最重要的“解放”价值维度之一，尢其底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解放命运，更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与文化解放命运，更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与文化解放实际社会后果的突出标志。当然这中间有一个遮蔽着的误区，那就是精英文本渲染的“大众文化”，是按他们的价值诉求、利益取向与文化特权所设计和实施的一种仅仅以消费为价值指向猎物化文化形态，而且全球大众权利实现与命运奋进中的集体意识抑或集体无意识的人类普遍进步文化诉求与文化形态，简言之，在场性所谓“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们的文化，而是强加给他并由特定精英意志设计出来的“大众消费文化”。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必须历史唯物而且辩证姿态地看到，在这个过程，非人民自为或者非大众自在文体主体性建构中，本体价值的大众文化及其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化审美实现形式上审美实现能力等，都有不可完全予以否定的进度后果与解放效果。但问题是，无论世界还是中国，仍有一股不可低估的去大众化、去人民性、去普遍可传达价值诉求文艺创作思潮或者审美追求浪潮，其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事态、就是诸如“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群众、脱离现实”[13]9。这里所涉及到的负面现象，极为复杂地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界面、不同维度和不同价值指向，但有两点与我们的当前讨论密切关联。那就是：a.去审美化的低俗事态；b.审美个性唯一性与反“普遍可传达”性极端主张。前者姑且而不论，至少就后者而言，不仅与康德美学相悖反，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相悖反，而且与中西正盛其时的日常美学抑或流行美学悖之更甚。不管世界各国所选择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有多大的存在差异，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建构性后现代与全球化同步推进的本体迭加时代，以信息扁平共享为突出特征的扁平人类社会同质性正处在逐日累积进程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存在于物质界面，也存在于精神界面。处在这样的人类生存整体背景下，既意味着个体主体性、社会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大范围拓值，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共享时代特征增量其“诗意地栖居”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机会以及审美体验机会的公开化社会托举，而这在美学知识域则更意味着“审美普遍可传达”最大限度地已然获得“审美实际上正在普遍传达”的人类集体经验确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建构，其义项要点之一在于强调人民作为文艺存在的确证，既是从中华民族文艺审美价值实现最大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人类社会审美价值实现最大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才有气势磅礴的文艺价值主张：“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13]21。 八、余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作为发展形态，将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史在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实现知识学品格的谱系延展与命题知识代际推进，同时又以其实践理性的思想魅力，对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问题解困与创造力激活，具有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性。 文艺人民本体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创新性文艺学知识命题，其创新点的理论价值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根本价值取向，得以有效转换为文艺学知识域创新知识命题，使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具体化为文艺人民本体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过程中具有本体价值意义的命题建构。 当代中国正呈现出文艺存在形态多元化、文艺存在方式商业化、文艺存在价值复杂化、文艺存在背景全球化等叠加的局面，而亿万中国人民正迎难而上追逐全面社会进步的民族梦想。文艺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一历史进程，将是中国文艺自我价值定位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拓值意义，而且以其强大命题张力驱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努力创造我们所追求的时代精神高度、民族气质亮度和精神家园厚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