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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克思主义“承传空间”作为命题的历史进程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处历史时代在学科知识维度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典空间”，那么我们大抵可以将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流思潮，称其为“承传空间”，然后则又可以基于中国问题背景，将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架内的文艺学知识代际命题建构，称之为“发展空间”。对此，与我在200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当代发展论稿》有所不同的是，将原有知识谱系中的“阐释空间”及其所谓“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型态和承传形态，都因其文本经典地位而被视为可阐性的元话语，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文艺学家也就从事对元话语的研究，皓首穷经地致力于注解式的研究工作，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进程中的庞大学理空间。而且，我们把这一空间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成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阐释形态”[63]，暂且予以支系悬置知识处理，唯一目的不过在于求取此在文本叙事脉络更加单纯和清晰。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承传空间”在整个20世纪都处于复杂纠缠状态。其纠缠性主要在于： 其一，无论是以列宁、斯大林为最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苏联承传或者苏联学派，还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最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承传或者中国学派，抑或以卢卡契、阿多诺为最主要代表的西方承传或者西马学派(一个超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更宽泛概念)，各自都给历史十分复杂的背景制约，又都在漫长的自我认识进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出现诸如价值重心移位，命题知识代际转换乃至转换过程中不必要的“知识返祖”“知识突进”“知识异化”等，甚至会在特定时域出现谱系断裂或者自身理论迷失。譬如法兰克福后期的拐道行驶，就是诸多逻辑脉络非一致性所在，马丁·杰个案举证的“研究所40年代在理论倾向上这一微妙而又重要的转移，正是上述第二个不连续性的主要原因。随着研究所强调重心从阶级斗争向人与自然斗争的转变，历史主体引导革命时代的可能性也消失了，可以被视为研究所英雄时代之一的实践，再也不是它思想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64]317，不过是复杂纠缠中的单一纠缠案例而已。 其二，这三者间影响关系、接受关系、互动关系，无论是时序因沿还是义项组合，其各自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意义链接以及三者彼此间的价值交互，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位专业能力极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或文艺思想学家，能够在清晰梳理其时空互动关系基础上描划出谱系线索清晰的知识地图，从而使后继涉身者能够基于这样的知识地图辅助功能，去寻找那些成功的承传经验与失败的承传教训，从而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史上规避更多的知识陷阱与思想误区、盲区。譬如列宁在《党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其所功能定位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65]93，以及托洛茨基就“文艺党性原则”与“文艺阶级性使命”所阐释的“党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站到某一个与其它文学团体进行着斗争、有时只不过是进行竞争的团体的立场上去。党捍卫整个阶级的历史利益。党自觉地、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同时为新文学准备着前提，它不将文学同路人视为工人作家的竞争对手”[66]204，其实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条件下，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能够有效承传“价值一般”与“价值现实”的辩证统一，从而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确保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绝大多数的文艺价值取向，除了所在时空限制条件下的具体指向合法性以外，还能在抽象的价值本体层面与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具有逻辑一致性与社会存在整体性。所以假如不能在“党性”“阶级性”及后来所强调的“人民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语境定位，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文学艺术孤立为与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下发展和创造的辉煌成果相悖离的历史价值误区，甚至会违反常识地将诸如苏联革命成功后的诗歌，价值评估为“所有这些诗歌合在一起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文献。它们标志着一个阶级的革命觉醒和政治成长。就这一意义而言，它们的文化历史意义并不小于全世界的莎士比亚们、莫里哀们和普希金们的作品所具有的意义”[66]536，而这与恩格斯隐在叙事时所说的“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62]590，已经很难从学理上进行前后因沿的价值取向一致性链接。 其三，也是既往在场言说所往往表层丢失的深层问题，那就是20世纪绵延适其知识承传脉络的三个不同空间，其实更侧重于从不同维度或者不同价值层面进行原典空间命题接续。就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典型代表的整个“西马承传空间”而言，主要知识叙事基本上在“本体论”价值层面应答性言说、阐说性言说抑或拓值性言说，所以这类言说，最终都大范围地与西方所在时域的非马语境混存于失去根本身份差异的同一场域，与精神分析现场、语言学转向现场抑或后现代时代背景现场等，保持完全没有所议缝隙的事态同步，就仿佛杰姆逊所强调的“20世纪60年代后在英语世界出现的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67]115，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命题抑或叙事逻辑，差不多在任何具体位置都找不到语旨共同向度或语用共同嵌位。与此不同，“苏联承传空间”则基本致力于“存在论”维度的功能属性分析，并且将这种分析严格限制为所在时域之外文艺存在功能分析的悬置，从而使“黄金一代”先扬后抑，而“白银一代”则始终处在屈压状态，当然世界各民族既有的辉煌文艺成果存在价值，都被迫程度不同地受到其所拟定的价值域边界挤压乃至阻挡。其工具存在定位的文艺存在论思想框架，将所在时代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凸显为对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价值一般”与“价值现实”存在统一性的超越，甚至其后修正性拟定的“人民性”，也仍然只是第二层次存在属性。至于“中国承传空间”，则几乎一个世纪都在摸索中经历着“生存论”维度向“本本论”维度不断深化的命题建构过程，其间虽然不断受到“苏联承传空间”“西马承传空间”和“西方非马空间”的话语渗透，并导致作为这种渗透后果的“忽左忽右”重心摇摆，而这里显然是与中国社会摸索与探求漫长道路的世纪命运相一致的。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68]34，就是这一世纪命运的阶段性写照。总体而言，如果说前述两种事态分则将知识着力点倾斜于“本体论”阐释维度与“存在论”阐释维度的话，那么相比较而论，中国事态因国情背景所限，而更多地体现为一个递进过程，一个“生存论”重心、“存在论”重心逐渐转移并最终走向“本本论”重心条件下知识命题创新性建构的谱系代际延展过程。也就是说，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承传空间”，其代际延展在革命时期必然更多顾及现实迫切性、问题针对性、学理在场性以及命题可接受性等，而在改革开放大规模建设时期，则代际延展必须与社会本体重心转移相一致，从而使文艺的存在方式、存在关系、存在范围和存在价值等出现某些新的社会特征，而这与域外状况具有显著差异。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三大基本“承传空间”与“原典空间”之间，其学理接口延展界面和意义脉络等，分别体现为内在支撑力点相去甚远的因沿结构关系，所以我们此议所谓承传事态或者承传空间，就只能择其一端地立足于中国事态抑或中国承传空间，以最大限度地确保边际文本言说有效性。此外，中国事态的更大差异性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方略、新举措迅速推进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革命性变化，一种“革命与建设”高度迭代社会本体转型，导致一系列中国事态背景的新起点价值建构，其中就包括此议所讨论的作为文艺逻辑起点的“人民本体论”命题创新建构，而这意味着这一创新建构，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实践成果知识姿态，现实反应而且未来后果地产生激活效应，由此我们的讨论在谱系史梳理基础上更应着力于谱系代际的延展。 严格定位以后，可以选择这样一种叙事方式，那就是在讨论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新点之前，先行讨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并以后面两个讲话作为前后延展的时间支点与命题演绎中国承传事态的标志性理论坐标，从而将“中国承传空间”基于“生存论”阐释界面向“存在论”阐释界面言说重心转移的相对完整事态，予以尽可能清晰的微观知识域谱系梳理。 于是问题就转移至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谱系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承传事态的历史起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有个相关性时域背景描述，那就是“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路”[69]470，继而因背景力量驱动及其“五四运动”的合力作用而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承传的历史起步者——中国共产党，以及1921年这一确定且具标志意义的历史起点时间。实际上，就这一标志性历史起点而论，有两个起支撑作用的力点位置是丝毫不能予以忽视的价值影响因子，但这些影响因子又不能将其纳入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承传空间”，亦如它们只不过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进程的关联事态而不是事态本体。 其一，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述及的俄国在中国承传中的中介作用，即我们是通过俄国及其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得以与原典马克思主义实现因沿链接，当然也就同样是由此得以实现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事态进程中的实际延展。但这就客观上隐存某种意义危机，即俄国承传事态过程中的增量现场反应与代际转换拓值，有可能就在缺乏再转换或者直接面对原典等情况下，出现所指重心的错位、缺位乃至越位，出现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甚至修正主义性质的沉重移植代价。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专设一节，重点讨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0]115，其内在诱因就是类似的“意义危机”。如果我们精细评估20世纪50年苏联文艺学专家毕达可夫、季莫菲耶夫等在中国转述事态的延展后果与讹误后果，就不难发现，其隐存的问题不仅存在知识层面、学理层面和学科建设层面，而且更深刻地长期影响到文艺体制层面和文艺政策层面”(18)。 其二，“五四运动”乃至更具所指艺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革命，其直接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而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遑变与中国文艺史(当然包括逐渐主流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史)，更是最重要同时也最直接的历史前置条件，前后因果关系自然不言而喻。但问题是，即便如此，这些闪光的历史场域状况与实存内容，同样也不被嵌位于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承传空间”与承传内容，至多只能是场域建构与意义发生的关联性要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1939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发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明确指出，“2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表现形式”[71]558，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其意义的历史发生还不是“承传空间”内的发生事态，也就还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维度上，使其实际进程统辖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72]665。 即便没有直接谱系脉络的存在价值，但却对特定谱系脉络的中国缘起，具有事态发生的驱动功能，因而也就必然会成为其意义发生的酵母存在状态溶化到中国“承传空间”的意义生成之中。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社会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基础，以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逻辑起点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或者文艺问题，并由此唤起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精神意识生存命运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觉，于是也就反思成果地显现出诸如“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73]296，或者所谓“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74]20，抑或毛泽东基于“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75]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价值判断，并由此详细阐述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76]。恰恰是基于诸如此类的知识背景，又处在抗日战争与其它中国社会矛盾复杂纠缠在一起的历史焦点位置，处在这一位置的中国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家面临着“生存论”维度极为现实的抉择取向问题，即如何能够使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家的命运，更加密切地与抗战前途命运及其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统一到一起，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与时代爆发力，为抗战胜利和革命胜利提供最切实的文艺支持。于是就水到渠成地有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文艺“为人民大众”并且“基本上是为工农兵”这一特定语境下的现实命题，以及这一现实命题所必然诉求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功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到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者空头艺术家”[77]86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篇幅不长，而且发表于1942年，但是从宏观背景视角看问题，其实这个文本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革命文艺乃至拓展意义上的相关文化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和归纳性知识成果，而且也对此后革命时期文艺与建设时期文艺的实际进程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效果性地充分体现为正向度影响的价值建构后果。其中所涉及的诸多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而这恰恰也是本文所涉及到的谱系代际逆向陈述之所在，因而在知识处置过程中，就会非论证性地确立起其它问题或议题在此予以悬置的合法性，即并非不重要，而是边际拟置决定了无法做到面面兼顾，学理层面也完全可以绕开摊铺知识煎饼的缠绕。之所以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一价值结构性问题聚焦以后，我们会认为“毛讲话”的命题立意重心，在于从“生存论”价值维度着力解决历史现场的这些迫切性问题，是因为所在历史现场的这些迫切性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一般性问题特定绽出形态，是因为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乃是直接生存问题、当下生存问题和价值现实诉求的现象界面生存问题。要使这些问题能在“为人民大众”并且“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命题建构中得以事态解困，目的性地预期实现诸如“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77]848，或者所谓“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77]853，抑或“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77]869，就必须立足于“价值现实”，立足于文艺如何使人民站起来实现革命成功的总体目标，尤其立足于几千年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文化愚民政策与文化权力无条件优先持有所造成的被动社会后果，即“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77]861。由于命题所要解决的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77]848，毛泽东基本上对每一概念都给予较为严格的语旨定位，以期规避因误读而带来的理论疑惑与实践差讹，甚至对“人民”这一通常流于语义模糊的宽泛概念，也基于所在时空条件清楚地给定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份，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7]855。正是从类似知识处置方式来观察其学理维度，才能以证据充分的姿态给予确定性判断，那就是毛泽东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所基于文艺与人民关系思考成果的建构性命题，也就是历史背景和语境条件所支撑的文艺“为人民大众”且“基本上是为工农兵”，无疑是严峻面对革命时期价值现实的“生存论”文艺价值命题。 邓小平1979年所作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虽然同样是一篇亟需解决的遭遇性现实问题的纲领性讲话，但就其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考和讨论而言，显然其语旨重心和问题价值取向，已经更深层次地进入“存在论”维度，因为充满存在辩证法思想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78]211，作为具有双向内驱动力的文艺与人民关系凸显知识命题，至少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生存论”关注向“存在论”关注的转换，也就包括这一转换过程原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在中国“承传空间”特定义项中的认识深化。当然这种转换和深化，并不是给予线性否定的简单命题置换，而是历史的扬弃过程，是中国革命时期转入中国建设时期的社会变迁后果。在转换和变迁过程中，我们所历史凝视的是诸如“四·五”运动或“十一届三中全会”等标志性历史事件，而我们所容易逻辑丢失的，则往往是转换和变迁过程中内在积聚着的驱动力和影响力。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较之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所以命题中心会以“生存论”分析向“存在论”分析延展和拓值，既有社会形态自身转型从量变到质变的内在动因，亦有文艺规律认识深化从线性思维到复合思维的思维方式式改变。就社会形态及其变迁而论，从1942年到1949年的17年，尽管中国革命取得了推翻旧中国并且逐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有效执政模式，尽管中国建设从一个“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开始取得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关键领域的一系列实质性增长，但“革命与建设”的平衡问题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因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非同步性、非均衡性乃至非优先性，导致始终没有得到政治意识高度、制度安排力度和社会动员强度等价值维度的矛盾缓释与动力转换。其被动结果，是“革命”持续膨胀变形后一阵紧接一阵的政治运动，同步事态则是“建设“始终不能获得社会主义事业核心位置而时断时续进退反复，因而也就最终因一张大字报火星溅起而燃为火势失去控制的“文革”十年。就文艺规律及其认识深化而论，在社会矛盾结构翻天覆地变化而文艺政治功能、斗争功能依旧对象不变的错误观念中，其严重负面后果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在人民大众和社会生活中，会逐步出现存在地位、价值影响和现实张力的减值与失效，并进一步导致作家艺术家与亿万人民大众两个向度对比缺乏热情、信心和希望预期。类似观念失误，在“十七年”还没有严重到违背文艺规律因而局面还可在控制范围内，所以邓小平才有总体肯定判断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78]207。但是随着“文革”时期政治形势与文艺形势的极端恶化，文艺作为政治附属的工具性存在身份与存在地位就逐渐演变到它的极端形态，于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特定历史时期也就与之相一致地极化到为具体政策服务或者为某个政治家的具体言论服务，文艺规律由此在走向歧途过程中发生了存在价值危机，存在意义危机，存在合法性危机。当社会形态回到它的正常运行轨迹之后，尤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建设”，成为党执政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必然逻辑的“中心”之后，“革命与建设”在革命成功后的存在关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文艺与人民”存在关系的积极影响，不期而至地导致一系列存在论价值关系的转型思维成果得以产生，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安排成果与文艺存在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78]213，还是所谓的“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78]212，抑或“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78]211，皆无不是从“存在论”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与人民之间的一般价值关系。尽管还没有更多地从“价值一般”抽象思维层面来阐发彼此之间的“本体论”存在关系，也就是原典马克思主义讨论“希腊神话”与“人民”之间的本体价值关系那样，而且在“价值现实”讨论中也依然非常充分地展开着所在历史时空的问题解困与价值导向，但就其学理界面而言，由“生存论”关注中心向“存在论”关注中心的转移，既是社会形态本身矛盾结构状况转移的结果，同时也是文艺规律本身在更深层次与人民大众之间社会关系建构与文艺价值实现的认识深化后果。显然，在“本体论”层面切入问题并进行重心转换的命题建构，其正面阐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意义更加重大。 六、在命题学理嵌位中理解命题建构 如果历史以其社会时间形态至此就线性特征地一直递进和延展，如果时间和空间在社会演化界面也以自然演化的宏大尺度表现其运动规律，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从改革开放始就以完善和成熟的存在形态一劳永逸地进行下去，那么，社会就不会遇到新的矛盾，文艺就不会遇到新的问题，文艺与人民的价值结构关系就不会遇到新的挑战。如果只从纯粹“价值一般”的形而上界面进行抽象化知识处置，则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存而不论，但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存在观和方法论，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知识处置方式恰恰就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充分肯定并真实面对后者的客观存在，“价值现实”由此具有“价值一般”同等重要的“历史作为存在”的价值地位。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亦如其整个思想体系一样，既是现实世界和理论世界的发生成果，又必然在新的现实世界和理论世界中因命题对问题的不断穿越而保持其发展态势。尽管发展作为拓值向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承传空间”已然包括一定程度的拓值于其中，亦即任何承传都不可能是简单重复的过程，而是复杂递进的对象牵系与遭遇解困的知识代际延展，换句话说，承传本身具有发展的意义内存。但在更加清晰的历史脉络呈现中，还必然基于社会时间坐标定位或者知识命题代际延展，明确切分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界面的中国“承传空间”与中国“发展空间”，而且这种切分，是早在“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划时代出场之前，甚至也是在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就已然获得“发展空间”的学理预期未来性设定的。毫无疑问，这一学理预期未来性设定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必然获得发展的思想自信与知识自觉，所以才有预设推理的所谓“时空在发生变化，社会基本矛盾在发展变化，人类生存的利益群体结构也就是阶级状况则变化更大，这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个过程来说，也就历史内在地呼唤新问题、新命题、新话语、新思想和新人物。它们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又是全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存在方式、艺术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知识创新和学说递进无疑给当下和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就提供了必然性机遇。而且，我们把这一挑战和机遇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成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形态”[63]22。 “发展形态”或者“发展空间”的产生，当然不能由我们想当然就会出现抑或随意性命名所决定，而是历史以其合力驱动方式，促使其在时代精神递进与时代命题建构过程中得以显现。其显现方式，在形而上的抽象表述界面，则既是自然时间截取点，也是社会时间标志物。自然时间截取点的学理合法性，马克思在其早期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就从古希腊知识背景寻找到唯物主义知识资源，即所谓“在伊壁鸠鲁看来，时间是自身变换的变换，是现象的自身反映，所以，现象自然界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客观的，感性知觉就可以正当地被当作具体自然的实在标准”[79]53。社会时间标志物，则是社会史过程中，阶段性思想进化或者知识代际的延展的特定事件，作为物定进程的社会性集体识别符码，就仿佛“人民大会”(阿哥腊[agoya])作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存在标志物，也就是所谓“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国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47]118，甚至仿佛更具细节意义的个案事态，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期国会”之标识“革命世纪”，也就是标识“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Justemilieu—Revolution]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80]530。但必须注意的是，事件作为事态乃至社会形态阶段性抑或革命性的标识物，显然是历史事件作为社会存在导向的“实指关系”，而非物化符号作为意义存在所隐存的“意指关系”。否则就会如同老黑格尔，那么功能框架完整且演绎脉络清晰的历史逻辑，却是放弃社会实在或历史实有真实世界状况的拟置化一般规划，亦如批量化的20世纪社会存在“玄词论者”、“虚词论者”或者“晦词论者”，常常在自恋性的虚拟符号和意指关系言说中，把现实界面的实在意义和实际价值，当作下脚料一样的俗物，留给商人和政客们去“自俗其俗”乃至“自堕其堕”，最终也就只能在社会现实解决方案乏力与知识支持不足的肉身“煎熬”之际，才顾得上粗茶淡饭地对商人和政客们牢骚动怒。相反，历史上唯物主义在这里表现出不可替代的历史理性、社会理性和存在理性，从而使“意指”与“实指”共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实有”的本体。 正是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延续性，阶段性和转折性的“历史坐标定位”而非“意指关系拟置”，我们将“新时代”与“旧常态”作革命性社会进程的时域切分，历史阶段切分，社会变化切分，并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及其以习近平为核心新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以及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诸如此类切分后果的划时代历史坐标，或者特定历史进程标识物。因为从这一坐标开始，中国社会形态存在结构与治理方式等，在既有指导思想功能持续状态下，又在历史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发展出治国理政现实有效形态与持续解困方案的创新性指导思想，也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创新品格、现实问题意识、统揽全局视野和社会变革勇气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虽然其所包括的内涵与开创性的命题立意都非常丰富，非有限篇幅理论叙事功能穷尽，但却可以在简约归纳的“八个明确下”予以义项要揽，亦即权威政治文本所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80]1。这一发展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最新理论成果，不仅以整体性思想成果形态，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命题思想背景，而且“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更是“文艺人民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命题建构的直接现实。 当然，仅就文本形态产生时间而论，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在这一政治文本之前，但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核心价值理念，则又无疑先于《讲话》文本，所以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形态和发展空间的价值原点所在。当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海内外不同媒体业态的中外记者，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承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2]19，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实践的成功者，于21世纪初向中国未来的宣言书，亦如马克思恩格斯站在19世纪40年代末无产阶级奋起抗战的历史现场，以宣言书的形式昭告未来世界：“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42]435。从被统治者到执政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从残酷的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无产阶级奋起抗争到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员，变的是环境、条件、矛盾结构和价值现实基本状况，不变的是共产党人追求全体人民不断从苦难走向幸福生活的生存努力和“生存论”普遍价值取向。而且在其他的相关文本里，同样有类似的深刻阐述，譬如“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82]40，又譬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83]367，再譬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84]103。所有诸如此类的引述不过说明，我们对这些文本进行知识功能链接的方式，不在于现象层面的自然时间顺序，而更在于内在本质的思想逻辑关系。 既然侧重点在后者，仅就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所对“文艺与人民关系”进行的发展形态阐述方式而言，不能孤立的止步于文本自身的寻章摘句，而必须历史地同时也逻辑地先行给予两个“嵌位”：(一)必须把毛泽东194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1979《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习近平2014《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放置历史脉络密切相连的同一线性延伸轨迹。在这个延伸轨迹上，三个文本面对“文艺与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问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空位置及具体矛盾实际所给出的递进式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因其历史背景差异，而呈现其文本方案间的线性差异，却又因线性关系而存在其递进解决方案的内在联系和一脉相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中国实践中，之所以能够历史聚焦地迸发出时代精神火花的发展成果，是因为它是站在长期中国实践成果与中国认知成果的厚重积淀之上。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发展空间与中国承传空间共同其理论陈述。(二)必须把习近平2014《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所建构的“文艺人民本体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及其学理归纳的“人民本体论”治国理政宏大命题，放在一起给予其谱心内置结构化思考，因为不仅“文艺人民本体论”是“人民本体论”价值命题的存在义项之一，而且在因果关系结构中，没有宏大治国理政命题的“人民本体论”，所谓“文艺人民本体论”也就难以成立，就会是另外的问题解困方案与命题陈述方式。无论归纳形态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还是战略部署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抑或更多更丰富的思想内涵与表达内容，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实践的重大发展成果，既具现实张力又具自身结构逻辑，是仍然处于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过程中的开放式整体思想形态，而“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合法性，就在于它处在这一开放式整体思想形态之中。虽然在这两个嵌位过程，思想嵌位抑或知识嵌位，其内容都绝非“文艺与人民”这一主旨关系命题，但对我们的此在研究文本而言，却只能将关注的目光倾注于这一主旨关系命题的嵌位行为，否则将无法获得所议的连贯性与清晰性。 据此，我们先行讨论第一个“嵌位”。其讨论要点其实不过在于，与此前已然言明毛泽东194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得不在时势所迫的现实困局面前，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构建的讨论重心，着眼“生存论”学理维度与现实生存界面，所以有“为人民大众的”且“基本上是为工农兵的”使命性结论。邓小平1979《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其背景处于“革命与建设”关系认识科学化并迅速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定历史转折时期，所以会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建构的讨论重心，着眼于“存在论”学理维度与社会存在结构变化，因而就有“文艺需要人民，人民也需要文艺”的互存驱动力分析。于是当前所面临的阐释诉求就必然是，何以在“生存论”“存在论”所在时空解困方案之后，习近平2014《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将“文艺与人民”基本关系命题建构的讨论重心，着眼于“本体论”学理维度与时代精神激活，从而成为具有终极价值意味的理想解决方案。而且还必须同时给予阐释的是，究竟在何种学理支撑下，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本体论”命题知识陈述方式，又可以在学术语境将其简约为文艺人民本体论建构性命题，以及这一命题具有理想解决方案的终极意味。按照我们对文本本身以及文本所赖以支撑的时代背景力所能及的理解，其必要性的关键在于：此在问题困扰的诸如“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辩、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13]9，较之先在问题困扰的诸如“‘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23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77]853，或者后来问题困扰的诸如“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30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78]213，已经不是同一纬度或同一分析切入点所能揭蔽问题对象并且可匹配解困方案的。三个讲话都是直面其所遭遇的问题，在特定议题的各自历史展开中，切入方式一致但切入点却彼此不同地，延展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谱系的代际线性递进过程，并由“生存论”解困重心的“偶然逻辑关系”分析，因沿至“存在论”解困重心的“或然逻辑关系”分析，再因沿至“本体论”解困重心的“必然逻辑关系”分析，由此才使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或者学术言说方式的文艺人民本体论，合乎逻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发展形态”或者说“发展空间”。当然，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人类的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85]126，而这也就意味着，嵌位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未来中国发展空间的高度开放状态。 紧接着就有必要讨论第二个“嵌位”。其讨论要点不过在于，所谓存在于“发展形态”的文艺人民本体论命题，乃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其内在支撑，而且尤其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治国理政核心价值理念所凸显出来的人民本体论作为其强大支撑力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本陈述方式，转换为“人民本体论”的学术文本命题陈述方式，并不仅仅是语境转换或语用变化的简单意义发生事件，或者随机知识处置方式，而是由历史的社会价值向度根本选择变化和逻辑的社会本体支配方式根本移位所决定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根本”，日常掩存于琐杂的社会事务现场与具体的社会事件过程，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新变化和已然走向成熟理论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缺乏历史本体变迁与革命性现实社会变化等认识高度的价值评估。与之相一致，当然也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知识域文艺人民本体论的命题减值，甚至会局部性地对命题真值或多或少抑或似隐似显地产生质疑。正因为如此，就第二个“嵌位”过程而言，必然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学理穿越进程。 从历史角度看问题，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虽然拥有过“古典民本主义”社会价值理念，但是那一理念的实质，不过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社会价值前提的“工具对象本体”，而非“社会利益主体”“社会价值主体”和“社会支配主体”。亦即封建社会国家治理框架内的人民大众，尽管在所有时空边际条件下都处于社会体量或人口数量的绝对多数，却从来都是作为被动对象的“沉默的绝大多数”，偶尔受到一点善意甚至恶意的“怀柔”，也根本不足以改变其非社会本体地位和非社会价值主体的实际命运，而且是越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其最为举世瞩目的初心，就是让垂直社会结构中颠倒的社会本体结构与社会利益支配方式再重新颠倒过来，而且从改变现实结构和现实命运开始，从而让亿万万人民大众充满信心地意识到“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72]709。但继“文革”十年之后，新中国又一次面对的最严峻挑战在于，渗透进我们党内的各类腐败分子，以权力绑架形式，窃取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并极其猖狂、疯狂乃至赤裸的姿态，追求“权力寻租”的最大化。其小害在于“虎”跳“蝇”飞，而其大害则在于新中国建立起来的“人民当家做主”基本社会价值秩序，极大程度地受到“前途与命运”意义上的存在性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而且长期坚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在“不忘初心”的信念下大义凛然地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重建人民在“出卷人”、“答卷人”和“阅卷人”关系结构中的绝对支配地位，从而能在打“虎”拍“蝇”的新型社会革命浪潮中，迎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68]40的前所未有“新时代”。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一“新时代”不仅是我们党执政背景下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本体性转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道路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面提速的本体性社会进程新起点，更是从经受封建统治压迫数千年的中国人民获得全面主体地位真正当家作主的本体性划时代地位重建。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使人民由对象性社会存在走向主体性社会存在的“人民本体论”社会存在命题的通俗陈述，人民，终于成为决定社会命运的存在本体与价值主体。这就是历史得以划时代的现实成果与未来希望。 从现实角度看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本体论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实践的长期探索成果，之所以这一成果现实确证的同时获得逻辑必能关系的理论确证，之所以西方社会形态一元价值论者有意抑或无意中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本体价值建构的可能性、真实性、必然性和可持续性，就在于来自中外的不同否定力量对其中的逻辑关系缺乏清晰的认知与客观的评价，而我们作为社会肯定力量则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对此都更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81]。从马基雅维理以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社会支配权的拉锯战，其知识精英无论洛克还是培根，边沁还是穆勒，福利社会模式还是市场社会模式，都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正义诉求与效率诉求积累了不可抹杀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所以我们在全面改革开放时代始终持包容和有效吸纳的选择性学习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而深刻地观察到，正如中国封建时代最善治王朝的统治者对待绝对多数人民大众一样，中西方的现代精英少数的正义诉求与效率诉求，从来都持有和专享为控制和利用“乌合之众”绝对多数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19)，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其它弱势群体必然首当其冲，这也就决定了离开“价值现实”的那些“价值一般”理念、范畴和制度方式匹配，并非如他们所言说或者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具有社会本体意义上的无条件普适功能或者普世价值。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问世以来，我们从未见到那些无条件普世价值理念的实证价值成果，连西方正义学说研究的精英学者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作出类似的事态判断，当然社会学家韦伯在制度效率问题上同样也揭示了某些不可克服的制度功能弊端。按照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看待社会现实的态度，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外否定力量反过来以极不正常的处置态度，不仅否定原典马克思主义立足长久社会发展进程所作判断的“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利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他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6]414，而且否定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成功当代中国实践的发展成果，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86]21。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诸如此类的否定逐渐退场和失灵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其最大的价值可比要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得以坚实支撑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87]40，既非理论争辩亦非现场求证优于抑或逊于资产阶级思想精英越百年而定势化的所谓“三权分立”正义与效率模式，“口水仗”式任何场域性口舌之争唯有现场快感而已。目前我们所坚信不疑的是，中国自遭遇列强炮火一轮轮暴力镇压以来，除了延亘凡数千年而若死若僵的封建制度已经无力拯救中国及其民以外，其它的治理制度模式也大多尝试过其有效性状况，并且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经验和教训、成功与失败之后，才摸索并且逐渐获得了极大实证效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才依然清醒而客观地审视这一模式的或然后果，并且将必然结果立足于“模式的实践”与模式实践的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和艰苦性，所以在模式实践道路上，还必须“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20)。历史将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成果向中国乃至世界证明，“三大决定力量”的社会本体合力，以及产生这种合力的中国问题背景社会激活逻辑，必将有完美的历史实证结果与完善的理论演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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