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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作家的写作动机以及作品主题,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早期至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小说主要追求地域乡土特色;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民族文化特质成为少数民族小说的核心主题;90年代后期以来，自然和文化危机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普遍焦虑，其作品呈现鲜明的文化生态意识。三次转向背后是社会文化语境的改变和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内涵的变化，或可以此为启发反思并深化当前的多民族文学研究。 关键词：地域乡土 民族传统 文化生态 少数民族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民族文学研究话语彰显，其中尤以作家研究最为突出。缘由除了受到西方多元文化观念的影响之外，主要在于少数民族文学逐步进入繁荣期，又以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最为瞩目。聚焦当前少数民族小说的研究态势，成果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二是族别小说整体研究。对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梳理和宏观把握还较弱，因此，回顾和分析百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小说的创作历程，把握其整体脉络和主题演变,可为深化民族文学历程研究提供思路。 一 20世纪早期至80年代中期：表述地域乡土的少数民族小说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小说的突出特征是地域性。地域特征主要表现为乡土风格，作家们基于自己的乡村生活体验，在文学创作时有意识地去描述乡村景色、塑造乡间人物形象、展示乡土生活世界、表达乡情之美或乡土之思,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情。这一时段代表性作家尚有老舍（满族）、端木顏良（满族）、陆地（壮族）、李乔（彝族）、萧乾（蒙古族）、李寒谷（纳西族）、乌•白辛（赫哲族）、玛拉沁夫（蒙古族）、赵大年（满族）、伍略（苗族）等等。 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域之间风俗文化区别显著，特别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一时段。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的乡土文化写作，整体上使少数民族文坛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沈从文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写乡村小城市人民，比较有感情,用笔写人写事也比较亲切。写都市，我接触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对于沈从文而言,乡村对应于城市，他更喜欢和擅长描写自己熟悉的乡土世界。端木藝良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说:“我有一种压抑的沉厚的爱，这种爱只有土地能了解的，这是我对于土地寄下了深厚的嘱托的理由。我离开了土地，来到了海上，我感到无比的寂寞和怀恋，对于那稻草的香气和原野的空旷。”简言之，这一时段的少数民族小说家有意识地进行的是地域乡土文化写作，而不是民族文化写作。其原因是当时“民族”一词的内涵与当前学界所理解的“民族文化写作”中民族的内涵区别明显，且缺乏进行“民族文化写作”的社会背景。当然，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具有复杂的关联，比如沈从文的湘西地域写作，客观上也呈现出了土家、苗、汉杂居区的一些文化特征。正因如此,随着民族文学研究高潮的到来，现代文学史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得到了新的研究和认识。 回顾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大讨论，有助于澄清这一时段少数民族地域写作的事实。据考证，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已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梁启超对“大民族”和“小民族”的区分可谓影响深远:“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当时民族危亡、国事坎坷的局势激发了民族主义，梁启超这一超越了“排满论”、“汉族论”的“大民族主义”逐渐被各派学者认同，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1939）。民族性被认为是“民族的性质”（茅盾1922）、“中华民族性”（邓中夏1923）、“中国气派”（柯仲平1939）,是“中国向来的魂灵”（鲁迅1927）,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根本态度”（陈高佣1933），是“民族的特殊性”（郭沫若1940）。 显然，这一时期的讨论与民族国家独立的政治要求有关，“民族性”基于民族主义,强调其特殊的意识形态作用。现代时期乃至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的民族意识实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一般包含两种内涵：“其一，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的特性、利益、权利和责任的理论;其二，民族主义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民族所宣称的目标和利益。”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实则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民族意识，此种类型的民族意识以政治吁求为核心。晚清至建国这一时段民族意识的“民族”皆指中华民族，基于时代大背景，少数民族作家尚无暇顾及自己的族群文化传统。“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修强调:“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时机;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文学来帮助它,发扬它，推动它……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如前所言,诸如沈从文等乡土小说作家,也主要是在追求乡土美学风格的主观写作动机下不同程度地呈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的魅力。 建国至1985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七年”、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这三个阶段都不具备弘扬多民族文化的条件。虽然“十七年”期间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国家组织的民族文化、文学调査工作已经展开，但在建国初特别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建设新中国、创造新生活的激情中，文坛普遍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展示各地如火如荼的除旧革新建设工作。少数民族作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展示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的转变，仍然是主观上重视地域文化,客观上呈现民族传统。文革期间，限于政治原因，整个文坛一片噤声，作家们大多停止写作。在当时的氛围中，宣扬民族文化显然是一个“反动”的行为。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各项民族文化调査工作恢复正常，同时国家还加大了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扶持力度,但一方面作家们心有余悸处于观望状态,另一方面主流写作模式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因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大的转向。 总之，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这段跨度较长的历史中，民族主义情绪几度高涨，中华民族的命运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紧随着时代的步伐,在国家独立等斗争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当现实局势威胁到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与发展时，各族人民自然会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因此,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里少数民族作家并未注重对族群文化的表达有其现实缘由。 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表述民族传统的少数民族小说 新时期以来，国家对少数民族各项事业更加重视。在国家有关政策和措施鼓舞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等都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如文学史编撰: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目前出版了六十余种，其中29种是在1980至1996年间出版的。文学创作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经过了两年（1977、978）的文学思考与徘徊后，文革十年的压力与禁锢得到了解除，作家长期被压抑的情感，长期积累的素材'喷发’出来，形成了新时期以来的一个文学创作高潮”。特别是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后称“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每三年一届）的设立,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激发少数民族作家以前所未有的激情进行创作。 虽则如此,80年代前几年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并不浓厚。除了作家们仍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作家们还在摸索新的写作模式。因此，这几年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以批判文革和歌颂新人物为主，普遍可归属于“反思文学”。1979年，哈萨克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以聪明猎狗为线索，批判反面典型县委刘书记，反映“四人帮”带来的戕害;1980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发表《活佛的故事》，批判宗教的愚昧和虚伪；同年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也将矛头对准“文化大革命”，揭露向塔山一类文革时期的畸形爪牙，同时塑造和歌颂了毕兰大婶等正直光辉的形象;1981年，满族作家赵大年发表《公主的女儿》，批判清末的贵族生活，也批判文革时期的动乱;1982年，在“反思”写作中出现了新的动向，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讲述草原上一段纯真而又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草原文化在其笔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现;同年鄂温克族作家《七岔椅角的公鹿》，描写人与动物的复杂关系，展现了鄂温克汉子的“成年仪式”；1983年，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发表《没有星光的夜》，批判藏区的决斗习俗，白族作家景宜发表《谁有美丽的红指甲》，塑造了一个勇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白族女性形象;1984年，蒙古族作家白雪林发表《蓝幽幽的峡谷》，以主人公扎拉嘎为中心，围绕他与塔拉根以及狼的斗争，展现一个善良、勇敢、刚强的蒙古汉子形象;同年,张承志发表的《北方的河》激情澎湃地呼唤个人信仰和民族国家理想。 对1979至1984年间重要作品的回顾发现，在主流文学从“伤痕”、“反思”走向“寻根”的潮流影响下，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从之前的简单批判逐渐转变到对人性内涵的重视，并注重凸显作品的地域特色。但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有意识地重视的仍然是地域特色而非民族文化特色。 民族文学转型的关键年是在1985年。除了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还受到文学潮流以及国外思潮的影响。1985年,刘索拉、马原、残雪、扎西达娃、洪峰等人宣告了先锋写作的崛起。先锋小说的突出艺术特征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手法。这一写作潮流给了少数民族作家以启示，特别是扎西达娃，本身就是先锋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同样是在1985年，后现代主义将多元文化理念带入中国。1985年，顾伟铭在《读书》上发表的《多元的文化与全面发展的人——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同年，阮西湖发表《多元文化主义——西方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新政策》；次年,阮西湖再撰文《多元文化政策》，张汝伦也在《读书》上发表《多元的思维模式与多元文化》。此后，“多元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和理念在国内流广起来。 先锋写作潮流和多元文化理念启发少数民族作家审视自身文化资源，真正实现目光的向内转，去挖掘和表述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1985年，少数民族小说中有四部作品影响较大:张承志的《黄泥小屋》、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和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四部作品的共同点便是对民族生活世界的重视以及鲜明的民族意识。张承志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黄泥小屋》的创作动机时说:“民族正在消亡。回族历史给我最大的教育是:它本身在消亡过程中……只要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美，那个美只要是永恒的话，我就身心清净地把它写出来。”他依据自己在西海固回族地区的生活及体验，在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以及民族焦虑中写下了这篇作品。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以马桑部落三代女性对生活和爱情的不同看法为线索，“着意表现阿值女人苦难史的漫长、亘古不变”。 因此，大致可以1985年作为时间点区分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第一、二阶段。无疑，1985年的少数民族文坛中，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最具代表性也成就最高。其早期的小说如《朝佛》《没有星光的夜》主要是一种追随主流的写作方式——反思一些旧俗，简单批判，缺乏对文化的更深刻的思考。只有到了《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两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扎西达娃才真正开始理解和领悟藏文化传统爾内蕴和价值。前者通过对塔贝、嫁寻找香巴拉的过程追问藏族文化之魂以及现代化过程中藏族文化的生存途径;后者则是对前者艺术性的回答,作者相信藏文化之魂就是以藏传佛教信仰为根基的生活方式及其集体无意识，并坚信藏族文化会继续存在并走向世界。在同期的少数民族小说家中，扎西达娃的转变是最早也最深刻的，张清华教授评论道:“一切似乎是从这个人开始的——扎西达娃,堪称是1985年中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写作'难度’和作品的思想含量，以及把思想和艺术从深层完整地'化开’和融为一体的能力，无疑是这个年份里最强的”。 此后,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再满足于对地域文化的抒写甚至批判，而是有意识地回归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挖掘民族传统的神话传说、民俗事项及其背后的深层无意识,从而呈现为民族文化写作。少数民族小说从重视地域风情转变到有意识挖掘民族文化、展示民族文化、凸显民族传统的当代价值。1986年,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发表《大漠歌》,尽情抒写如牵驼人吉格吉德一样自由、勇敢、刚强的蒙古汉子,土族作家鲍义志发表《呜咽的牛角号》，展现土族宗教信仰及传统生活方式;1987年,满族作家边玲玲发表《无歌的大江汉》，小说的题记暗示了作者的写作动机：“于是，我步履沉重地在北疆漫游,始终没有听到一首满族歌。这'可以被消灭，不可以被打败’的民族哟，难道真的没有歌吗?”彝族作家安文新发表《神树,树神》，描绘扑喂彝寨对神树及自然的朴素信仰;1988年，回族作家霍达出版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后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通过一个世居北京的穆斯林家族，展现了穆斯林的风俗、信仰和价值观;1989年，满族作家朱春雨出版长篇小说《血菩提》，展示了东北长白山森林里巴拉人独特的生活方式;1990年，苗族作家伍略发表小说《呵，枫叶》，展现了苗家山寨的民俗传统及体育活动，壮族作家岑献青发表《蝗祭》，展示允丰寨的民间信仰;1991年,张承志出版长篇小说《心灵史》，聚焦中国回民中的哲合忍耶教派历史，展示该派信仰者的坚强、真诚、纯净和不屈服;1992年,壮族作家岑隆业发表《洼树棺》，抒写了上下两个壮寨的恩怨故事;1993年，彝族作家拉玛广漠发表《空谷悠铃》，抒写了彝族地区巴德尔图雪山中人与神猴的特殊故事,苗族作家韦文扬发表《苦李花，无根花》，展现苗族风俗及苗族青年的爱情故事；1994年,蒙古族作家学•额勒斯发表萨满系列《重复神谕》和《布敦阿拉坦的圣树》，聚焦萨满信仰与蒙古人的历史;1995年,藏族作家梅卓出版长篇小说《太阳部落》。 总之,1985年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加倍重视,随着国外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人类学等理论思潮的涌入，以及主流文坛的“寻根”、“先锋”、“新乡土”等转向，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加强,在创作时重视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表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凸显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扎西达娃、张承志等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超前意识到民族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在作品中思考民族文化的存在，但尚未形成少数民族文坛主流创作模式,作家们的思考和理解在下一个阶段才真正得到深化。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方针，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特别是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这十六个字成为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写作，也推动了民族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三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表述文化生态的少数民族小说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化的世界浪潮，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生活方式也急剧更新。在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的同时,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社会追求功利化等问题的出现。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启发下，国内也掀起了反思现代性的热潮，大量质疑现代性负面因素的文章发表。21世纪伊始，生态批评逐渐在国内兴起，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优越论、工具理性、社会进化论等观念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现代性带来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现代性将社会与自然的对立推到极致。现代性试图使世界丧失一切灿烂、神奇和巫魅，留下的只是用来代替自然的科学和技术产品。”现代性的背后，是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人成为异化的人。因此,生态主义呼吁转变思维方式，挨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抵弃种族中心主义观念，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文化与文化和谐共存，肯定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和相互依存，肯定各种文化的价值。不管生态主义关注的是人和自然还是人和人、人与社会，本质上都跟人相关，都指向人的存在和发展。所以任何环境和生态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文化生态问题，因为“对自然的任何破坏都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所以任何生态灭绝从某些角度看就是一种文化灭绝”。 在对现代性和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质疑声中，少数民族作家除了对民族生存自然环境倍感焦虑之外，另一个切肤之痛是民族传统文化在当前文化全球化中的危急处境，如语言的濒危、信仰的改变、仪式的变味、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这不得不让少数民族作家焦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不确定性和危机感驱使这一时期的民族作家聚焦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更多地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去挖掘和寻找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办法。如同生态主义者把人类文化的各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少数民族作家们在作品中亦倡导各种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单一文化和文化优越论，反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二元对立。依据“生态”多元和谐、反对人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理念，可以说这一时段的少数民族作家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写作。不管作家在作品中思考自然生态问题还是社会文化问题,其本质上都是在思考人的存在，他们在作品中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异化,关注文化中心下各民族传统的减弱、变异甚至消失，他们亦通常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在民族民间生活中寻找一种抵制的途径,去寻找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和谐共存之途。 文化生态写作成为21世纪崛起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普遍写作模式。如锡伯族作家觉罗康林在《喀拉斯湖咒》中尽情书写萨满文化，巫术思维成为现代人无法理解却又莫名恐惧的思维方式，“充满着对人类和大自然、科学与神秘共存并进的深沉思考，展现了古代图瓦人民族信仰中高贵的人文情怀和当下的精神失落”;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紫青裸》，反映了在西藏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个真实乡村的变迁，作者描述了像主人公桑吉一样富有坚韧、善良等传统品质的女性的消失，从而真实地展现藏族生活世界。以新世纪以来三次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2-2011）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为例: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讲述科尔沁草原上一只具有灵性的银狐的故事,通过对萨满教以及蒙古族文化传统的化用，讴歌传统蒙古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反思当代人的物化和异化，作者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追溯来寻找当代文化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藏族作家达真耗时十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康巴》，描述了多民族混居地区——康定的百年浮沉，展现了一种本真、质朴的生活方式,充满强烈的原生态气息;伝佬族女作家王华在《雪豆》中通过抒写桥溪庄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雪豆等人的感情故事,呈现了现代化带来的恐怖的生态污染以及这个过程中畸变的心灵，聚焦人类的生存困境。 次仁罗布是新世纪藏族作家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神授》和《放生羊》是次仁罗布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小说。《神授》聚焦格萨尔说唱艺术的当代生存困境,展现现代化生活带来的拜金主义、工具理性对传统艺术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戕害。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这篇小说时说:“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这部史诗和说唱艺人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有焦虑，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及城镇化的建设,说唱艺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狭了，这值得我们关注。在小说里我也表现出了这种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显然，这里有作家对藏族传统艺术的当代境况的担忧，更有对现代性负面因素的质疑和对文化同质化的焦虑。《放生羊》的核心是信仰，虔诚的信仰给了年扎老人生命的价值以及坚韧的生活态度,甚至让一只放生的羊也踏上了通往朝佛的大道。小说中年扎老人故去的妻子桑姆在地狱的困难，以及年扎代桑姆的忏悔赎罪行为,显然是为了突出信仰的重要性，年扎老人的人生因为信仰而富于意义。这种信仰高尚虔诚,对比的也是当代社会对物质生活的过度重视，对年扎老人而言丧失信仰就是丧失生活意义。 总之，90年代后期以来，民族意识的内涵进一步发生变化。如果说在现代时期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主义,第二阶段的民族意识呈现为民族文化认同，那么这一时期的民族意识已加入了更多的人类整体价值。21世纪,多元文化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文化平等已基本实现，摆在全球人类面前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工业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一问题来得更为突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浪潮席卷全国，现代化生活方式迅速波及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为此欢呼的同时逐渐发现了现代化并非如想象中那样美好。物质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拜金主义的盛行、人际关系的隔阂等等。于是，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现代性，少数民族作家们也将目光聚焦于此，重新回到民族文化，回到传统生活方式中去挖掘和寻找解决现代性负面因素的途径,从而呈现为具有民族文化底蕴的支化生态写作。 结语 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思潮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不断改变和转型推动了民族文学的转变。现代时期，基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独立的政治要求，无暇顾及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少数民族作家的整体写作模式是地域乡土写作;建国初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讴歌新时代新社会、批判旧制度是整个文坛的主题;文革时期，少数民族相关工作停止,宣扬多民族文化是反动行为，民族作家无法进行正常写作;改革开放初期，民族作家处于观望、反思阶段，并为改革的激情所鼓舞，尚未真正开始民族文化写作。这四个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相对薄弱，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不强，创作上主要追求地域乡土风格;1985年以后，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绩,国外多元文化思潮以及文学潮流激发少数民族作家回到自身所属的民族传统中汲取资源，呈现其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和风采,作家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创作上呈现为民族文化写作;90年代后期以来，现代化、全球化步伐加速，现代性负面因素凸显,各民族面临新的共同难题,加之多元文化及生态主义等理论深化,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与当前理论思潮结合,写作呈现为具有民族文化底蕴的文化生态写作。 对近百年中国少数民族小说的总体考察，其目的是把握民族文学发展的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依据作家的写作动机以及作品主题，可用“地域乡土”、“民族传统”和“文化生态”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百年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当然，三个主要阶段的时间节点不宜绝对化地理解，只是由此可更好地归纳每个时段的特点；同时，所归纳的特点也不宜绝对地理解，本文强调的是各个时段主要和突出的写作特点，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交叉和特殊的情况。文学现象是复杂多样的，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以简约的方式提出问题,引出进一步的思考。当前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中，“民族特色”、“民族性”等相关词汇成为评价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最高频词汇。本文梳理发现,不同时段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作家的写作动机不一样、对“民族”内涵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动辄强调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及民族性表述或民族志写作是有悖实情的。亦由此可以得出启发:少数民族文学在概念界定、评价标准、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上尚需深化，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应在理论研究、关系和比较研究、价值和审美研究等方面。 原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傅钱余(1983一)。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