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他开启了外国人取中国名字的先河，还做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两件大事
    
    
    他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一位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去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欢迎晚宴的致辞中也曾讲到利玛窦与杭州这座城市以及他传播中国文化的故事。他说：“400多年前，1583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于1599年记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据说这是首个记录、传播这句话的西方人。”
    历史上，利玛窦有“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的称谓。他在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马节拉塔城（Mcerata）的一个以红蓝色刺猬为其族徽的大户人家。据占星学家说，利玛窦出生的时候，“天平宫适在其上，土星刚刚上升”，这预示着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此事不知真假，但利玛窦这只“红蓝色刺猬”的东渡使东西方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从而使双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早在利玛窦之前，有一位叫做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借元朝时期交通畅通之便不仅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扬州做了几年“父母官”，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震惊西方，但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被称为“第一人”？
    原因就在这本让他声名大振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除了描述神奇、富饶的东方国度外却只字未提孔子、儒家等这些同样堪称“东方瑰宝”的中国文化，以至于今天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因此，马可·波罗的到来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启中西方的思想和哲学交流，而学界一般认为，由利玛窦所开启的四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变迁，这是一种双向度的文化交流，是一种在欧洲和中国同时展开的文化传播。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是利玛窦以及他之后的来华耶稣会士做的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西学东渐”方面，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西方天文学的《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他和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梁启超称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他所绘制的《万国舆图》在明清间先后被翻刻了12次，万历皇帝把这幅世界地图做成屏风，每日坐卧都要细细端看；他的《天主实义》是中西文化史上第一部比较哲学的著作，也是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
    “中学西传”方面，由于利玛窦所确定的“合儒补儒”路线取得成功，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虽和中国文化时有冲突，但大体耶儒相通。这条路线的确定使传教士来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方块字，说中国化话，用毛笔写中文书，这对后来的传教士产生重要影响。《论语》《道德经》《诗经》《书经》《礼经》《孟子》《中庸》《大学》这些统统都有西文译本，并且不止一个语音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很专业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他们翻译成了西方语言。
    曾德昭的《中国通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安文思的《中国新事》、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和《中医脉诀》等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
    在这种双向度的文化交流中，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各自都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学习对方，相互尊重、相互倾慕。
    但其实传播“福音”才是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先赋予自己某种身份，以便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一个适当的位置。他们最初为自己确定的身份是僧侣，后来发现儒士才是受尊敬的社会阶层，于是又改穿儒服。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猜疑，利玛窦不得不掩饰自己的传教目的，从而更多地扮演了科技传播者的角色，这是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利玛窦除了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外，他还是第一个取中国式名字的外国人。利玛窦来华时在粤西系统研读中国典籍，尤其是儒家典籍，随着时日愈久，他逐渐明白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并顺利传教，就必须适应中国文化和习俗，为减少与中国上层社会往来时的隔阂，于是他为自己取了个既地道且典雅的中国姓名甚至字号，即“利玛窦，号西泰。”
    “利玛”是Matteo Ricci各取前两个字母“Ma”和“Ri”的音译；“窦”本应为“老窦”，取自粤方言“老（豆）窦”，原意为“父亲”，用来称谓神职人员，可以引申为“神父”，这恰与他“神父”身份契合，“利玛老窦”即“利玛神父”的意思。同时依据中国人名用字习惯，将“老”字去掉，即为“利玛窦”。
    在人民出版社读书会本期推荐的《文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上、下册）书中，精选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栏目的近40篇文章，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人物研究、中西文明对话四大板块。上文提及的诸如“利玛窦”名字的来历、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等在书中均有涉及。
    但是本书不仅仅局限于对利玛窦本人事迹的介绍与研究，还涉及到对“西洋哲学”输入的讨论、东方“哲学之父”的介绍、首位《四书》英译者柯大卫生平诸事的考述以及黄宗羲与儒耶哲学的对话等内容。
    本书注重基础文献的翻译、重要历史文本的考据、重大或关键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注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个案、文本、事件和学派等角度做思想史的探讨，以展现中西之间相互影响的交错文化史的多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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