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诺奖得主格拉斯辞世。此前一年，另一位德国战后文学的杰出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不禁叹息，德国战后文坛的一代巨人凋零殆尽。二战结束之后，以伦茨、伯尔、格拉斯为代表的年轻作家，以亲历过的战争为素材，创作了一系列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伦茨的《德语课》就是其中之一。作家去世之后一年多，一部完成于65年前的小说《投诚者》在作家的档案中被发现，随后整理出版。
    这部作品是伦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当时暂定名为《会再见面的》，其中一章还曾在报章上发表过。故事讲述的是一个青年士兵在临近战争结束时投降苏联红军，战后生活在位于苏占区的东德。然而在这里，他依然得不到信任，周围不少人也遭到政治清洗。于是他再一次“投诚”，逃往西方。作品的主题可以用主人公普罗斯卡在战争期间的自问来概括：职责还是良心，哪个更重要？
    由于小说触及了“对祖国的背叛”这一敏感话题，当时的责任编辑对出版作品心存疑虑。虽然伦茨对小说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反苏倾向，仍未能如愿出版。直至去世，作家仿佛忘记了这部旧作，始终未再提及此书。评论家们猜测，此书在当年未能面世，与西德保守的政治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无论是叙事还是语言，这部作品都体现了作家的早年风格，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听着返老还童的伦茨讲故事。德国各大重要报刊都发表了长篇书评，不吝赞辞。评论家的合唱也引发了读者的兴趣，小说甫一问世便登上了畅销书榜。这个事件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虽然二战已结束一个甲子有余，但德国受众依然关注这一主题，近年来与此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二、老作家（包括已经过世的）依然有号召力，凡有新作问世便可成为“事件”，笔耕不辍的马丁·瓦尔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
    2016年，新年伊始，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评注版《我的奋斗》如约问世。几年前，评注版项目启动时就引发了争议。很多人不禁发出疑问：出版这样的书，真的合适吗？
    专家们解释，出版的用意并非传播纳粹思想。在这个版本的《我的奋斗》中，由学者撰写的评注部分的篇幅远超正文。评注的作用就在于揭露文本本身的荒谬，传达正确的历史观，让阅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评价这部书。此外，依据德国的法律，在公开场合不经批判的引用希特勒的话依然会面临指控。因此一般认为，希特勒的言论不会因此书的出版而广泛传播。
    希特勒死后，其著作版权由巴伐利亚州政府代为行使。为了阻止此书传播，后者一直不授权任何机构出版。2015年12月31日，该书版权期已过，成为公版书。预计到右翼分子届时会借机出版，作为权威史学机构的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决定防患于未然，提前5年组织严肃的学者编纂评注本。2016年1月8日，2000余页的研究性版本摆放在了不少德国书店的货架上。出乎编纂者的意料，此书问世一年来，居然持续畅销。首印的4000册很快销售一空。目前已经是第六次印刷，截至今年1月，总销量已超过8.5万册。这让现代史研究所的掌门人威尔申十分震惊。2016年欧洲难民问题持续发酵，德国部分民众的排外呼声日益高涨，右翼势力又重新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奋斗》的热销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三
    因为创作并朗诵一首诗，而引发了外交事件，是谁说文学在当下没有影响力了？
    严格说起来，当事人是一名媒体人。在2016年3月底德国电视二台的讽刺节目《新王室杂志》中，主持人杨·波默曼念了一首讽刺诗，直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挖苦其是变态色情狂并谴责他实施宗教迫害。
    追溯前因，波默曼的出格表演是想声援同行。同为公立电台的NDR（北德广播电台）一档讽刺节目之前因为播出了一首讽刺埃尔多安的歌曲引发土耳其政府的不满，提出外交交涉。一向尖酸刻薄的波默曼于是以一首更具有挑衅意味的讽刺诗来刺探土耳其政府的底线。
    节目播出后，埃尔多安即以“受到侮辱”为由对波默曼提起跨国刑事诉讼。德国电视二台所在地的美因茨地方检察院就此展开调查和评估。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民众这才知道德国刑法里还有“侮辱外国政府或代表”这一罪名。
    电视台一方面表示不会中断与波默曼的合作，另一方面却从官网的媒体库中删去该节目的视频。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会认真考虑土方的诉讼请求，但不会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而牺牲言论自由的原则。评论家普遍认为，德国政府之所以态度含混，是因为之前欧盟与土耳其政府达成的难民安置协议有助于减轻欧盟各成员国的难民压力，德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土耳其政府和埃尔多安本人的感受。
    美因茨检察机关于2016年10月初公布评估结果：波默曼并非刻意侮辱埃尔多安，只是某种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自由的表现，不构成侮辱罪。目前，波默曼已百分百回归荧屏。
    有关这一事件要做两点说明：一、这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恶搞型打油诗，毫无审美价值，有不少评论家将其视作“恶俗之作”；二、这个事件凸显了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微妙关系，政府层面的相互利用，民间层面的相互不信任。土耳其裔人群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融入问题由来已久。很多德国人对土耳其国家、政府和民众依然充满偏见，就连波默曼的讽刺诗也是通过故意夸大这些“刻板印象”来做文章的。
    四
    2016年，难民问题依然困扰着德国政府和民众。一部直面难民问题的小说《去，去了，去过》在此前一年的德国图书奖角逐中惜败，不过作家燕妮·埃彭贝克获得了2016年的托马斯·曼奖。评论界普遍认为，此次颁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这部作品的肯定。
    无独有偶，作家博多·基希霍夫因创作了一部融入难民题材的爱情小说《遭遇》获得了2016年德国图书奖。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他们了结了各自在大城市的生活，“隐居”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乡村。在此意义上，他们也是从既定生活中逃离出来的“难民”。两人邂逅并互生情意，决定驾车南下意大利旅行。在西西里，他们遇到一个北非小女孩，一个真正的难民，于是决定将她带走。“救助”这个孩子，并非完全出于高贵的同情和道义。两人都有不堪回首的痛史：男主人公年轻时逼迫女友堕胎，却因此失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挚爱和孩子，不得不孤独度日；女主人公无法拯救自己酗酒成性的女儿，而且还要终生承受女儿自杀的痛苦和折磨。恰恰是这点私心促成了他们的“善举”，那么助人之举或许出于自私的动机？
    触发基希霍夫撰写这部小说的恰恰是他本人的一次经历。和主人公一样，作家在意大利亲身感受到了汹涌的难民潮。他曾施舍一个乞讨的难民孩子，却只是为了试探她的反应。事后，作家反思自己的举动，感到十分羞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意味着，那些救助者们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和权力，在掌控和摆布着被救者的命运呢？救还是不救，人们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
    《遭遇》不是廉价的“报告文学”，而是秉承了纯文学的传统，通过双故事结构，去探讨复杂的人性。主人公本无意成为难民的“拯救者”，将难民孩子带走的行为简直就是出于“冲动”。然而在归途中，这个难民孩子却成为施助者，拯救着这两个精神上的“难民”。原本无力承受爱情、只不过享受片刻露水情缘的男女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也重新拾起生活和追求爱情的勇气，因而也有评论家认为，《遭遇》也蕴含了“公路小说”的元素。
    基希霍夫擅长撰写大部头，然而《遭遇》的篇幅只有224页，顶多算是一部小长篇作品。德国图书奖的评委却将长篇小说大奖颁给了这部作品，认为这是一部“层次丰富”的作品，“将生死攸关的个人问题与政治问题绝佳地结合在了一起”。作家“是一个杰出的叙事者，其精准的叙述是在激发而非满足读者的想象力”，在“精密的叙事中处理了文学作品小空间内的宏大主题”。
    五
    德语文坛最重要的奖项莫过于毕希纳奖，它是对某位作家整体创作成就的最高认可。
    2016年的得主马塞尔·巴耶尔，1965年出生在德国西南部一个小城镇，1996年至今生活在德累斯顿。尚在大学期间，他就涉足文学出版，与人合编了《被遗忘的现代派作家丛书》，1992年大学毕业前的一年，他发表了处女作长篇小说《人肉》，第一部诗集也于同年问世。真正让他获得广泛声誉的作品是1995年出版的《狐蝠》，之后随着小说《间谍们》和《卡尔腾堡》的陆续发表和翻译，其作品开始为国外读者所知。诗歌一直是他所珍视的体裁，在诗集《错误的饲料》和《地理》《石墨》中，他一直在进行语言的探索以及对景观和文化的钻研。他还写了不少中短篇作品，而收录在杂文集《非虚构》和《普金的邮箱》的文章也颇受行家的推崇。不仅如此，巴耶尔甚至与当代知名的作曲家合作，创作歌剧脚本，其中《卡尔·麦，真相的空间》曾在德累斯顿森帕歌剧院上演。
    从以上可以看出，巴耶尔堪称多面手。评委们称：作家“兼擅叙事长卷和诗意微雕，无论是诗歌还是长篇小说，无论是针砭时弊的杂文还是歌剧脚本，对于马塞尔·巴耶尔而言，语言始终意味着探察。他将德国往事精准地呈现在当下，并以同样的精准手法探究动物和植物的世界。他的耳朵可以捕捉到马路上的声音，他对审美先锋派的试验田轻车熟路，对媒体的狡诈伎俩洞若观火。其文本既果敢又柔和，渊博而正直。30年来，其作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展现了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又让这个世界重新显现在霓虹般的缤纷之中”。
    巴耶尔的代表作《卡尔腾堡》曾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协会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作家本人也曾受邀参加中德作家对谈。在南京与叶兆言、苏童、毕飞宇的座谈会上，笔者承乏充当译员。天气炎热，他脑门上渗满了汗珠，认真倾听并不厌其烦地回答着观众和记者的问题，谦逊从容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短短几年之后，他就凭借毕希纳奖跻身当代德国文学“不朽者”的行列了。
    六
    “死生，昼夜事也”，每年的文坛回顾总免不了罗列几位逝者，使人唏嘘一番。
    英年早逝总让人叹息。2月初，罗杰·威廉姆森去世，刚过花甲之年。按理说，年过六旬不算是英年了，但对于喜爱他的观众和读者而言，他英气逼人的形象宛在眼前。他是典型的跨界媒体人，身兼记者、主持人、作家、翻译家多重身份，终其一生，他都在饶有趣味地观察着这个世界。他不只是一个旁观者，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他曾积极参与并撰文报道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他善于以诙谐的风格谈论严肃的话题，语言犀利，面对他时，任何的受访者和辩论者都要加十二分的小心。随着他的离世，德国媒体界又少了一个大写的人。
    德国重新统一后，民主德国文学渐渐淡出读者视野。老一辈作家相继凋零，2016年的逝者名单里又增添了一位：海尔曼·康德，享年90岁。除了作家这个身份，他还是一位高级文化干部，曾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代表作《礼堂》和《逗留》中，他用庄严而讽刺这对看似矛盾的笔调描写了国家内部的种种矛盾。这两部小说被视为民主德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为人称道。
    著名记者兼作家克劳斯·哈尔普莱希特经历了丰富多彩的一生，一直到89岁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伏案书写，积极参与政治和公众生活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二战后，带着童年创伤记忆的哈尔普莱希特进入新闻界，先后在多家知名报馆任职，还一度执掌德国文学出版重镇费舍尔出版社。勃兰特当选德国总理后，哈尔普莱希特受邀成为影子写手，一度为勃兰特捉刀代写演讲稿。之后他又重返新闻界，工作之余以著书为乐。除时事评论外，他还以历史和传记类作品著称于世，其中2000多页的《托马斯·曼传》让研究德国文学的行家们也大为赞叹。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书是自传性作品《斜照——对求生和生活的回忆》，非常值得一读，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德国现代史。
    岁末，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女作家之一，伊尔泽·艾辛格走了。因其作品的风格，她被批评家唤作“女卡夫卡”，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艾兴格的母亲是犹太人，外婆和姨妈死于集中营。在纳粹统治奥地利期间，她与母亲忍辱偷生。战争结束不久，她便发表了《第四道门》，这篇散文被公认为奥地利文学史上第一篇描述纳粹集中营生活的文学作品。随后她又创作了具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更大的希望》，但真正引起文坛轰动的却是短篇小说集《被缚之人》。此外，她还创作了不少广播剧和随笔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她后期创作的小说中，几乎没有情节可言，用简练的词语表现对记忆和词语本身的质疑，这些小说或许可以称之为“用言语表现的沉默”。
    七
    说罢逝去的人，最后提一位尚在人间的“不朽者”。德国20世纪最伟大的歌手兼诗人之一沃尔夫·比尔曼于2016年11月度过80岁生日。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自传作品《不要坐等好年代的到来》。
    在德国，比尔曼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二战结束后，他从西部投奔民主德国。在结识了布莱希特的老搭档、作曲家汉斯·艾斯勒之后，他开始了诗歌和歌曲创作，很快显示出了超人的天分。由于创作的戏剧、歌曲具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他被禁止公开演出。此后他便在家里继续创作。其作品经私下流传而广为传播。1976年，比尔曼在科隆体育馆举行个唱后被解除民主德国国籍，此后便一直留在西边发展。
    迄今为止，比尔曼获得不计其数的荣誉。两德统一后，他获得1991年的毕希纳奖，可以说名至实归。他的一生充满戏剧性，其个人命运与德国现代史紧密相连，因此这部自传出版后，颇受读者的关注，销量不俗。鉴于他一贯的“表现欲”和“大嘴巴”个性，我个人以为，恐怕对书中所写也不能百分百采信，因为自传永远是“诗与真”的混合。
    不仅比尔曼，硕果仅存的其他几位老作家2016年也没有闲着。望九的马丁·瓦尔泽不但写出了新作《一个垂死的人》，而且还老当益壮，接连在北京和上海为此书的中译本吆喝造势。另一位“活着的经典作家”彼得·汉德克也在去年下半年现身中国，出席其作品集中译本的发布活动，着实在中国掀起了一阵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