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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学派”以其丰富多彩的话语实践与丰厚多产的理论建树而成为“结构主义”的一大重要支脉，一个独特形态。 之所以提出应该对结构主义文论作多面观，还基于国际学界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回望与再探已然以多路径在展开。 对结构主义发育谱系与发展版图进行深度梳理，将使我们看到结构主义这一“建构性活动”这一“认识论立场”这一“思想范式”内部也有不同的“结构”。或者说，可以从思想史意义上来勘探与清理结构主义发育发展的不同模式。例如，瑞士学者帕特里克·弗莱克已经在关注“结构主义”谱系绘制上的“法国模式”与“中东欧模式”。 “结构主义”谱系绘制上的“法国模式”可谓国际学界流行多年的一种模式。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在这一模式里得到极度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黎结构主义在这一模式里被视为结构主义最繁荣也是最重要的时期；罗兰·巴尔特、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等在这里被尊为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在这一模式里被奉为结构主义创始人，似乎是索绪尔凭一己之力，为语言学和符号学开创出新纪元。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主义发展史上的关键作用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其他领域，开启了1960年代“结构主义范式”由语言符号研究向其他人文学科大举拓展的时代。 与“法国模式”形成对话或挑战的则是“结构主义”谱系绘制上的“中东欧模式或斯拉夫模式”。这一模式主张尊重结构主义发育发展的原生态，积极还原努力重构多形态多学派的结构主义。这一模式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或“斯拉夫结构主义”思想起源和学术旨趣的独立性，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或“斯拉夫结构主义”在核心理念上的独创性，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或“斯拉夫结构主义”与“索绪尔式结构主义”不同的探索路径。应该看到，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建树不仅仅是在音位学上取得的成就(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科伊)；布拉格学派在结构主义之跨学科的实践上更有开拓之功。布拉格学派的研究领域涵盖美学、符号学，文学理论、戏剧研究；布拉格学派的发育就是理论跨文化旅行的一个典型标本。索绪尔并不是布拉格学派直接和唯一的思想来源；当年对布拉格学派理念的形成发生了深刻影响的，还有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更有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里或从文学学切入语言或从语言学切入文学的那些“形式主义者”：尤里·蒂尼亚诺夫、列夫·雅库宾斯基、叶甫盖尼·波里万诺夫、格里戈利·维诺库尔。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有别，布拉格学派的思想来源更为丰富，有语言学、语文学、文学学的滋养，更有艺术学、美学、哲学的支撑，尤其是受惠于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及胡塞尔的俄罗斯弟子古斯塔夫·什佩特的现象学。比较深入的学说史梳理与思想史清理已经表明，“结构”“系统”“功能”这些理念与概念其实并不是在布拉格学派才出现的。有学者已经发现，在新洪堡主义语言学和心理学(譬如，海曼·施泰因塔尔、亚历山大·波捷布尼亚)的著述里，在宣扬欧亚主义保守意识形态(譬如，彼得·萨文斯基)的著述里，在19世纪斯拉夫哲学家(譬如，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著述里，都可以看到“结构”“系统”“功能”这样一些表述。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结构”和“系统”这两个概念并非与新语法主义决裂后骤然出现，而是在与其他思想漫长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出现，凝结成形；在哲学史上，“结构”和“系统”则是在同德国有机论(歌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德国自然哲学所推崇的一系列概念的斗争中发育成长(弗莱克20)。已有学者看出，雅各布森“文学性”命题的表述本身就具有现象学意味。2018年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主题为“中欧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理论旅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布拉格学者们已组织编写一部结构主义史与一部结构主义百科全书。布拉格学者告诉我们，这两部著作将充分地展示这另一种“结构主义如是观”：结构主义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线性运动的思潮；对结构主义历史的描述不再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为主线。流行多年的那种以巴黎学派为中心，布拉格学派不过是结构主义的前奏之类的成见，已经受到挑战。 应该看到，国际学界对结构主义发育谱系的勘探正在向纵深推进，对结构主义发展版图的绘制正在不断更新。一些忠诚于结构主义的学者已然进入多形态的结构主义的发育与发展之多路径的梳理细察。 那么，在对结构主义之多路径的回望与再探之中，学者们又是如何面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中不同的学派集群之间的关联与交集呢？结构主义的“巴黎学派”与“布拉格学派”，或者“布拉格学派”与“塔尔图学派”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或者说，“斯拉夫结构主义”同“索绪尔式结构主义”有没有发生什么交集呢？ “雅各布森模式”似乎在回应这个问题。雅各布森被誉为“结构主义领航员”。作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纽约语言学小组”的组建者之一，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的雅各布森，在促成结构主义不同支脉不同形态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上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结构主义思想的发育与发展涉及众多学人与学说，构成了学人学说学派互动与交集的关系网。雅各布森以其跨学科的探索与跨文化的实践，恰恰成为结构主义发育谱系与发展版图上一个“核心结点”。自1926年起，雅各布森自中欧、北欧至美国由东往西不断地推进结构主义；自1956年起，雅各布森又由西向东不懈地传播结构主义，积极促进法国、意大利、以色列、东德、波兰、苏联的“结构主义”。雅各布森一生的学术探索，堪称结构主义跨文化旅行的一个缩影。雅各布森既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声音与意义”之关联与接合机制的探讨。他在语言学领域创建的“音位理论”“六功能说”“对等原则”“隐喻与换喻理论”成为也可以拓展到文学学、艺术学、符号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模型或范式。如此成功地跨界的雅各布森又确乎是结构主义跨学科之旅的一个典型。与结构主义有关的众多流派的思想学说在雅各布森这个“结点”集结。若对雅各布森这位“结构主义领航员”之跨学科的探索与跨文化的实践进行深度梳理，自然就会清理雅各布森与那些结构主义的发育发展有交集的语言学史、哲学史、符号学史上的重要学人——譬如，索绪尔、胡塞尔、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埃科、洛特曼、巴赫金、赵元任——的互动关系。有趣的是，新近已有学者考察出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思想之源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德国。瑞士学者帕特里克·弗莱克认为，“只有意识到像雅各布森这样的结构主义大家确实同19世纪德国思想有着紧密关联，[……]才能更细致入微地描绘出结构主义这一范式发育发展的图谱。结构主义思想其实是经过了漫长的变化，从19世纪德国思想之中脱胎而出的”(22)。 可见，若不再仅仅将结构主义看作是一种线性运动的思潮，不再只作现象层面的描述，而是将结构主义看成是一种范式，进入学理层面的勘探，就会看到结构主义其实是多支脉多形态的，而不能将之简化为索绪尔式结构主义这一种；结构主义思想的发育也是多源头多路径的，其生成之路漫长而悠久。 这样一种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发育谱系发展路径的回望与再探，也不仅仅是结构主义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话题。它会在思想史意义上修正我们对结构主义的现有认知。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的深度勘探，会更新我们心目中的结构主义的形象：结构主义并不是仅仅行进在“索绪尔——施特劳斯”这样的单行道上；也并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才繁荣而是在这之前就有颇多建树；结构主义的思想源头并不仅仅是语言学这一个学科，而是更有语言学之外的诸多学科(语文学、哲学、心理学等)。而且，结构主义的探索也没有局限于语言学与文学学这两个学科。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跨越多个学科的话语实践，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由布拉格学派成功地实现了。 应该强调，将布拉格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个驿站，这一表述的内涵应当是相当丰富的，而并不应当被简化。“第一驿站”在这里不应当仅仅被解读为一个“前奏”而已。事实上，“结构主义”这个术语之首次被提出，“结构主义”这个概念之首次被表述，作为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正是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 回望结构主义的发育发展历程，理应正本清源，理应追溯“结构主义”究竟何时何地诞生。我们发现，1929年刊发在捷克的周报《功勋》上的一篇短文，竟是“结构主义”首次亮相的记录，竟是“结构主义”第一次发声的见证。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来清理，“结构主义”这个词语，这个表述，首次见诸于报端，最早出现在《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一文里。该文其实是对刚刚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家代表大会”③的一篇报道，或者说，一篇会议侧记。正是在这里，青年雅各布森充满激情地宣示： 如果我们意欲对拥有其极为不同的表现的今日科学之主导性的思想加以简练的界说，我们找不到一个比结构主义更为合适的指称。当代科学正对之加以研究的每一个现象簇，不是作为机械的堆积物，而是作为结构的整体，作为系统在被考察被勘探，而且主要的任务——在于揭示这现象簇的内在规律，静态的规律与发育的规律。不是外在的动机，而是发育之内在的前提，不是对其机械的理解中的起源，而是功能——处于今日科学兴趣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可以理解，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些争论中，人们是如此频繁地讨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谈论内在的文学学；同样，在这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那一段文字，也绝非偶然。④ 可见，“结构主义”是在布拉格学派(“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摇篮里孕育的。可以说，1926年10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建立，标志着“结构主义”的孕生。耐人寻味的是，整整60年之后，1966年10月，在美国，在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中心举办的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雅克·德里达以《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游戏》这一报告率先对结构主义发难，巴黎的结构主义自此从如日中升的佳境中渐渐式微。 1926年与1966年可以被视为结构主义思想史上的两个节点。 2016年在结构主义思想史也是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是“结构主义”遭遇“解构”而进入“后结构主义”之第50个年头。这恰恰是回望结构主义再探结构主义的一个契机。国际学界在2016年举行了对“结构主义”的多种纪念。 2016年似乎也成为“结构主义”的一个祭年。就在这年春天，翁伯特·埃科，在米兰会议上给我们做了追思雅各布森的报告后，仅仅过了三个月，这位当代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美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就驾鹤西去；自埃科之后，茨维坦·托多罗夫，当代法国著名文论家、“叙述学”这一术语的发明者、俄罗斯形式学派文论与巴赫金文论在法国最早的推介者，于2017年春悄然谢世；自托多罗夫之后，热奈尔·热奈特，这位法国结构主义最忠诚最执著的诗学理论大家，当代叙述学的一代宗师，也于2018年春告别人世。埃科、托多罗夫、热奈特一个接一个相继离世，就更引发我们来追思结构主义，来回望结构主义，来再探结构主义文论的版图与谱系。 积极关注结构主义文论回望与再探中的最新成果，有助于我们超越被简化的结构主义如是观，从而放弃将结构主义文论仅仅看成是已然远去的一种思潮这一成见。充分认识到结构主义文论原本就是多形态的，就有理据去勘探结构主义这一思想范式发育的原点与发展的原生态，去细察结构主义文论本身“结构”上的多元与路向上的丰厚。 检阅一下国外学界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回望态势与再探成果，反思一下当代中国对结构主义文论的译介与借鉴历程与路径，就不难发现，我们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尚有很大空间；在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的开采与借鉴上，其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板块尚有待我们坚持不懈扎扎实实地“拿来”。尤其要大力推进“斯拉夫结构主义”文论的系统译介与大家学说的专题研究。譬如，布拉格学派文论汉译与研究，雅各布森文论汉译与研究。 扬·穆卡若夫斯基作为布拉格学派的首领，著有《捷克诗学论文集》(三卷本，1941年，1948年；捷克文)，《诗学与美学之路》(1971年，捷克文)，《扬·穆卡若夫斯基：诗学研究》(1982年，捷克学者编)；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编选并翻译两卷本穆卡若夫斯基文选：《语词与语言艺术》(1977年)与《结构·符号·功能》(1978年)；20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学者据洛特曼倡议已编选翻译两卷本穆卡若夫斯基文选，及至90年代终于出版《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1994年)与《结构诗学研究》(1996年)；在接受美学的发源地，德国学者编选翻译的穆卡若夫斯基文选至少有3部：《诗学文集》(1967年)；《美学文集》(1970年)；《结构主义美学与诗学研究》(1974年)；如今，中国学界也应据捷克文原著编选一部《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论选》，将《标准语与诗语》(1932年)、《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1934年)、《作为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规范与价值》(1936年)、《美学与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1940年)、《审美功能在其他功能中的地位》(1944年)这样的名篇完整地译成汉语。在编选翻译《穆卡若夫斯基文论选》基础上，才可以进入结构主义第一驿站——布拉格学派历史风貌的勘探。 罗曼·雅各布森一生曾以俄文、捷克文、英文、法文、德文写出不少饮誉世界的文论名篇，已有《雅各布森选集》11卷本遗世。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典、瑞士、捷克等国学者均编选翻译了多种雅各布森文选。法国学界在雅各布森生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翻译出版了雅各布森语言学文选、诗学文选。雅各布森著作法译本自1963年起至少已有6种；1982年雅各布森在波士顿去世后，美国学界陆续推出多种英文版雅各布森文选；雅各布森著作俄译本自1985年起至少也有6种；《雅各布森诗学文选》《雅各布森符号学文选》德译本也早就问世了。如今，我们中国学界也应精选一部《雅各布森文论选》。例如，首次提出“文学性”命题的《最新俄罗斯诗歌》(1919年)，首次提出“结构主义”概念的《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1929年)，关涉隐喻与换喻理论的《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个类型》(1954年)、《何谓诗？》(1934年)、《主导》(1935年)、《语言学与诗学》(1958年)、《语法的诗与诗的语法》(1960年)、《诗学问题》(1973年)这样的名篇。这些名篇中一些文章的汉译大多是节译、选译、转译，如今均应据雅各布森文章初版所用的语种且完整地将它们译成中文。在编选翻译《雅各布森文论选》的基础上，才可以进入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与符号学文论的考察，进入这位“结构主义领航员”在文学理论领域独特建树的梳理，进而深入了解多形态的结构主义当中与索绪尔有关联有交集更有对话有差异的“这一个”大师的探索路径与学术旨趣。 看来，只有基于对结构主义文论经典的精选精译与研究上的深耕细作，只有经由对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思想范式的深度开采，才能直面原本就是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及时关注国际学界结构主义回望与再探中的最新成果，努力进入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多面观，则会有助于超越流行经年但确乎被我们简化的粗放式的“结构主义如是观”，从而更新我们对结构主义的认知，推进我们对结构主义的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